园林解释学.doc

中国古典园林创作的解释学传统 ? 王其亨、庄岳、邬东藩 在当代西方，所谓“解释学”（hermeneutics），被认为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旨在对古典文献进行技术性的诠释。到基督教兴起并左右西方世界的文明后，在很长时期里，对《圣经》也就是对上帝意旨的解释，成为解释学的基本指归。18世纪的启蒙时代，解释学开始向一般的人文科学方法论演进，但仍致力于帮助读者把握文本与作者的原意。直到20世纪，海德格尔、伽德默尔等学者先后提出“理解的历史性”、“解释就是再创造”，树立起现代[1]哲学解释学的理念：真正的理解不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而是按自己的视界重新构造问题，全新的创造性理解也正由此产生。与此相应，解释学美学则认为，艺术作品不是意义明确的封闭单元，而是一种开放、不断变化的活动，被观赏者理解，由观赏者再创造，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与无限的现在之物结合形成新的意义[1]。 近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古代，尽管并没有西方那样的解释学的概念或学派，但在经典的阐释训诂中，在文论、画论以至思维方式和审美活动中，却潜藏着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2]，或可称为解释学传统。其相关理念与方法的早熟与深刻程度，不仅能与现代西方解释学理念相媲美，更在中华民族诗性思维悠久传统的影响下，超越理解与鉴赏的层次，扩展到艺术实践当中，形成了独步世界文明的创作意匠。 崇尚“画境文心”的中国古典园林，就正是这一传统的深厚积淀与结晶。秉承传统解释学精神，古人每每引经据典，精心采撷经史艺文中的原型意象，以点景题名和象征隐喻等方式，来营造充盈着诗情画意的园林场所，力求在语言文字与环境意象的交相辉映中，深化园林的创作主题和审美意境；并通过楹联题额、诗文及绘画等多种形式予以阐发和传播，激发并容纳新的理解与解释，使园林艺术本体成为一种开放的结构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一、先秦至两汉——传统解释学的滥觞 1、温故知新、述而不作 与西方古典解释学旨在对《圣经》的解释相似，中国传统解释学滥觞于对《诗经》等经典的解读和引用。但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外交活动便曾广泛运用“赋《诗》明志”的方式传达信息，引用者根本无意于解释诗的原始涵义，重要的只是对文本加以创造性的阐释与运用[3]。在这一背景下，孔子身体力行地提倡“温故知新”、“述而不作”的理解与创作方式。典型如“绘事后素”的著名典故[4]：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在这里，子夏对《诗经》原文的解读，全然逾越了体貌之美的表层含义，转而引申至道德性情之美；这种解读，当然不符《诗经》原意，但却正以其体现出“温故知新”、即在传承中创新的解释学精神，因而深为孔子赞许。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研究，或应有助于深刻理这种解解释学创作方式的优势[5]： 创作过程……就在于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语言，并因而使我们有可能找到一条道路以返回生命最深的源泉。 事实上，中国古代相应的艺术门类，很早就形成了在解释当中推陈出新的创作传统，诸如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就是从《诗经》的原型不断发展而成为千古绝唱；汉魏洛阳、明清北京的城市规划也都是附会《考工记》的“营国”制度，自觉地更新演进，而成为杰出的历史华章。 在中国古代园林史上，先秦丰厚的人文蕴藏，曾为后世解释学创作提供了充沛的原型意象。典型如《山海经》中“东海有三仙山”的神话，既曾令历代帝王心驰神往，也因此成为皇家园林创作的永恒主题。自秦始皇“引渭水为池，筑蓬、瀛”首开先河，继而汉武帝“广开上林……像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6]，嗣后隋炀帝西苑北海“造山为海……中有方丈、蓬莱、瀛洲诸山”……，“一池三山”的意象在历代实践中不断解释与完善，直至演化为北京西苑三海、圆明园福海、清漪园昆明湖等园林精粹。 2、循名责实 作为传统解释学创作的特征之一，中国古代建筑及园林极为注重命名。“名”，意味着将客体事实转化为语言符号，正如卡西尔所言[7]： 命名过程改变了甚至连动物也都具有的感官印象世界，使之变成了一个心理的世界，一个观念和意义的世界。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里，尤其推重名的实用价值，如孔子早就强调[8]：“名不正，则言不顺。”在他那里，“名”，不仅代表、而且本身就是人的行为及其现实存在：“君子之名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在这一意义上，园林的命名往往映射着居住者的心理特征与实用追求。秦汉去古未远，受神话思维积淀的影响，宫苑命名尚带有明显的祝祷色彩，如神仙、长年、白虎、麒麟等。然而，其中仍然闪现着骀荡宫、馺娑宫等富于文采的命名，其中“骀荡”原出《庄子》“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物不反”，以惠施才情充溢的形貌比拟宫中的荡漾春色，正反映了经典中人文意象在建筑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