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民歌变化及传承.docVIP

原生态民歌变化及传承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民歌”，是传统民间音乐的代表。“原生态”本意是指生物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关于原生态民歌的定义，音乐界尚且没有统一的概述。乔建中先生认为，“原生态”是一个不得以而为之的说法，是因为当代环境下有了太多不朴素的所谓民歌。这个提法源自人与环境、文化和环境的关系。伍国栋教授认为，“原生态”音乐就是处在生活状态中的，以生活为本源的，没经过专业发展，没有现代乐器伴奏的自然态的音乐，是民间集体创作，口传心授的[1]。田青先生认为它是对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金兆钧指出，原生态民歌的本意是指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现在更精确的定义为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始生存状态的民族民间音乐。黄允箴分析道：“原生态民歌是音乐与生活的复合体，是生成于我国久远的农业社会，与其自然环境相依、与其民俗事象相融，与其各种生活需求相应的传统民间歌曲。”俞人豪则提出原生态音乐是指大致形成于自然经济时期，没有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民间音乐[2]。不可否认的是，原生态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谁也不能确切地指出它地生成时间。它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一种民间原始文化的记载。对于“原生态民歌”的界定，我们比较认同乔建中先生和黄允箴教授的看法：原生态民歌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民间，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习俗息息相关，强调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原生态民歌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文化，具有很深的文化系统。这里拟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透析原生态民歌的流变与传承。 一文化生态与原生态民歌的联系 原生态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深藏于民间的原生态民歌体裁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蒙古族的长短调、牧歌、呼卖，土家族的哭嫁歌、薅草锣鼓歌、摆手舞歌，新疆的十二木卡姆， 陕北的信天游，山西左权的开花调，彝族的打歌，广东客家山歌等等，风格各异、色彩斑斓。原生态民歌的艺术特征体现在它的原生性、本土性、即兴性。以山西左权县的原生态民歌为例：左权县是一个交通相对闭塞、地道的“居万山深谷之中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左权音乐的富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歌富县。山里人在劳乏了一天过后，随口而唱的开花调，仿佛是解除疲乏的良药，在“情哥哥”、“亲妹妹”的对唱中，人们又激情地干起了繁重的农活。大家耳熟能详的左权民歌如《桃花红、杏花白》、《亲圪蛋下河洗衣裳》，以及本土歌唱明星刘改鱼、歌王石占明。在这些山野乡村里，民歌似乎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必需品，如柴米油盐、一日三餐，与人们的生活相融在一起。黄允箴教授有一段话这样说道：就文化而言，原生态民歌是生活和艺术的双重复合体。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属于音乐，具有音乐艺术的特质。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又是生活本体，与小农经济社会的各种生活习惯难分难解、如漆似胶；就社会功能而言，原生态民歌主要为广大农村乡镇百姓衣食住行的一切生活需求服务，成为农业社会的社会成员们最为信赖和依赖的忠实伴侣；就思想感情的内涵而言，原生态民歌反映了农业经济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喜怒哀乐、是非好坏、群体心理和民族性格[3]。黄教授的这段话，可以说把原生态民歌①的艺术特质表达得淋漓尽致。 提到原生态与衍生态民歌，什么因素决定了真正的原生态民歌，其实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生态环境的不同。故这里主要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叙述文化生态与原生态民歌关系，以及原生态民歌与衍生态民歌的区分。“文化生态学”是1953年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在其《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要研究由于人类适应环境所导致的文化变迁，在文化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文化也将显现出不同的生态现象，形成不同的生态环境，形成不同的文化群落及群落的不同结构、分布、发育和变迁等情况[4]。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文化，与其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生态的方面了解原生态民歌文化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使原生态民歌所处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大跨步转变，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过去我们有很多劳动歌曲，现在生产方式改变了，没有人再人工插秧或薅草，所以插秧歌、薅草锣鼓等等这些东西自然就没有了；过去牧民骑着马唱牧歌，渔民在小船上撒网唱渔歌，现在机械化捕鱼，牧民骑着摩托车放牧，牧歌、渔歌没有了；过去林场有很多号子，锯木头有锯木头的号子，放倒树有放倒树的号子，抬木头、上坡、下坡都有号子，现在都是机械化，这些东西都没有了”[5]。社会大变革的洪流，使许许多多的民间传统音乐品种永远的消失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人们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原生态民歌与之相依附的生存环境发生了质的飞跃。社会的发展，山里修上了公路，家家拥有了电视电话，农活不用再过多的花费人工劳力，所以，“传统的民歌用不着了，年轻人不会唱也不愿唱了，会唱的人也走了”[6]。在这些传统的音乐文化在历史的变迁中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