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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出版业反省 从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图书出版的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入，图书市场的竞争也日趋激烈。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由此造成的现实的生存压力，从事图书出版和销售的出版社以及民营工作室和书店普遍走向了片面经济趋利化的误区。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捉弄”下，图书出版似乎有些晕头转向、迷失自我的感觉。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机械地理解“图书出版要适应图书市场的需求”。这就导致了图书出版的选题论证往往是围绕市场的需求来逆向推定论证。而实际上，图书市场变化的瞬息性和图书出版流程的长周期性的矛盾，注定了这种根据当下图书市场动态来论证选题的做法不够准确，实践上也很难操作。因为选题信息的获取、分析，选题方案的构思、制订，物色作者、组稿，作者收集资料、撰写书稿，编辑加工工程的三审四校，装帧设计、印刷制作等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出版一本内容优秀、制作精良的图书必须有较为充分的时间保障。为了迎合或被动地适应市场，于是，图书出版出现了一种“效率极高”的变异形态，“造就”过程大致如下：编辑根据所发现的市场需求定下选题，物色作者（多半是职业写手）很快（短则几天，长则数月）完成一本或一套书的撰稿，再以极快（数天或十天半月是常事）的印刷速度出书推向市场。跟风、模仿、抄袭乃至伪造，便成了这种变态出版的题中应有之意，相应地社会上也就产生了一批以“造书”（或叫“攒书”）为职业的写手、书稿经纪人和工作室。这样的书基本上都是东拼西凑制造出来的，“制造技术”也经历了一个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剪刀加糨糊”复印加扫描网上下载加粘贴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图书的造假在其市场化的初期就已出现，并愈演愈烈，媒体极为关注的“伪书”现象只不过是情形的极端呈现而已。 其次，图书出版过程中，“赶”的特点突出。为了适应图书市场的瞬息变化的特点，出版社越来越看重图书产品的投放档期，被迫玩起了原本最不擅长的“跟时间赛跑”的游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赶选题。见了风就欲雨，碰上热点就往上凑，总想弄点热果子吃，可常常总差那么点劲儿，“热果子”常变成“冷饭团”。二是赶周期。不少出版社为了快出书，多出书，编校人员常年加班加点，疲于奔命，出版流程上的“三审四校”难以真正落到实处，有的出版社甚至取消了专门的校对科原有的质量保证体系形同虚设。近年来图书编校质量的整体下降无疑与此有关。可现在人们似乎很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反而成了“大跃进”时期那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勇士。我们常常能看到10天出书、7天出书、3天出书甚至“48小时、24小时出书”的“壮举”，并以此标榜效率之高。当然，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后的公益性出版例外。这种将“抢”字当头视作图书出版常态的做法其实是其又一变态呈现。 再次，图书这种特殊商品与其他普通消费品的界限模糊了。图书虽然与普通消费性商品一样具有货币价值和物化形态，其生产和销售等经营活动需要有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既可以取得赢利，也可能导致亏损。但它又在内容和功用上与普通商品有区别。它是精神产品，起到的是传播知识、文化、思想，愉悦精神，陶冶情操，教化社会的作用，满足的是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决定了它在满足其消费者需求时是选择性的；是要经过善恶、美丑、优劣等价值判断的；有迎合，还要有引导。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图书这种特殊商品的生产出版，从一开始就具有选择性和主动性，它不能完全被动地为市场需求所左右，否则将造成不良后果。所以，在实践中，内容的原创性、独特性、知识性、思想性、学术性、趣味性、可读性等等一直是图书出版选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实际中一遇上“好不好卖”、“能不能赚钱”这种简单而又现实的问题时，这一切就立即显得不堪一击。图书越来越变得跟普通商品一样，仅仅是人们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图书出版实际上变成了一项普通的生产经营活动。加上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比较恶劣：盗版猖獗，诚信缺失。于是“作伪造假”便悄然大行其道，以至于不少业外人士有感于出版业的一些急功近利的劣迹，“已经开始怀疑出版界某些从业者的职业道德”。 我们必须承认，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图书出版确实弥漫着极其浓郁的浮躁氛围：这种浮躁首先是由于无情的市场竞争而让出版社及从业人员所感受到的巨大经济生存压力而产生，进而促使图书出版管理及其价值取向自然而然向经济目标倾斜。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就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左右。而图书出版自身理应遵循的规律变得模糊，从业人员往往显得焦躁和迷惘。两个效益中的“社会效益”具有极其严重的虚无化倾向，往往只是作为出版工作总结中的关键词出现，具体表现为某些全国性、行业性、地方性等等一些奖项的获得。在不少出版管理和从业人员心里，图书的社会效益不再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一份神圣责任，而是粉饰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