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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论心在比较文学价值 瑞恰慈是20世纪西方重要的理论家，他的语义理论影响深远，为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20世纪30年代，瑞恰慈利用语义理论分析解读了儒家经典《孟子》，写就《孟子论心》一书。本文首先介绍了瑞恰慈语义理论的重要部分符号情境理论，然后分析在此理论的关照下，《孟子》出现了怎样的新的解读，得出瑞恰慈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特征有着怎样新的发现和认识。 一、情境理论 对语言符号的解释依赖于情境。瑞恰慈在《意义之意义》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语义三角理论。他认为，语言符号本身不存在意义，它和事物之间只有间接关系，把词语和事物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情境。 语言的意义是在情境中产生的，语词从一开始就被看做是某些情境的结晶。所以要研究符号的意义必须寻找那个特殊的情境。 情境具有相似性。从构成来说，情境包括事实的部分和记忆的部分。前者是外部的，是生活中的实际发生的事件，它们多次出现。记忆的情境与心理有关，是指有些事件在头脑中的印记，这些事件曾经在不同时间出现，具有某种相似性，留存在记忆中。当生活经历中再次出现事件的某个部分时，如果这个部分跟记忆中的事件有某种相似性，那么这个局部就可以指代其他的部分，成为一个指代符号。 情境具有多变性。当词语从一个场合应用到另一个场合时，它的意义同时也在发生改变，当然，每一次改变的方式不同。意义的差异有时是态度改变引起的、有时是目的的改变引起的，有时是感情、意志变化引起的。语言的多义性给人们顺利交际带来障碍，导致人们产生误解。因此把句子放到一个更大的整体中去考虑非常重要。 符号情境理论后来发展成为了语境理论。语境概念更为丰富，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上下文”，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它不仅包括词语在文本中的具体语言环境，还包括外在的风格、情理、习俗等，而且这个词语符号此前被使用的其他文本记录也包括在内。至此，语言符号成了复杂组合的替代物，可以指与语境相连的约定俗成的所有东西。 二、《孟子》与符号情境 瑞恰慈与一般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有所不同。 他不赞成武断地按照西方的逻辑思维去解释孟子，他希望找到孟子欢迎的理解方式。所以，他一直试图从《孟子》文本内部寻找方法论上的提示。 首先，要悬置西方的那些最宝贵的区分，放弃那种清晰式的理解。因为那与孟子的主张恰恰相反。 瑞恰慈注意到了《离娄》中的一句话:“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孟子对智者提出了批评，“不要做任何精细入微的解释”。这也可以看做对西方学者发出的警告，理解孟子不要深究任何确定的意义。这跟中西两种思维有关。西方人处理意义问题时，意义的成分是有明确区分的，单一地使用某一种意义。但中国人相反，词语常常是多义的，而且永远不会把意义拆解分析之后再运用。如果还是依靠西方的那种抽象分析的方式去解读孟子的思想，结果只能是再造出一种新的思想，这种思想跟真正的孟子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想要真正意义上接近孟子，必须抛弃西方的下定义的方式和抽象逻辑的方式，改用孟子的方式去理解孟子。孟子的方式是什么呢?瑞恰慈认为是一种具体的想象方式。 同样地，《离娄》中:“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也是孟子暗示的一种理解方法。孟子不喜欢繁复的、一味追求细节的做法。在孟子看来，有智慧的人总是纠缠于细枝末节是一种恶习，普通人一味执著于不重要的琐事也是不明智的表现。充实的学问和详细的言说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能够在这个问题上简约地说。 其次，不要把字符当做独立的、固定的单元。 因为在汉语中，单个的字符非常依赖于对段落、篇章甚至整个文化风俗，这种密切的程度要远远大于英语。瑞恰慈甚至认为，儒家在语言的观点上表现出了一种机会主义倾向。比如，下面三句，第一句是:“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第二句是:“君子不亮，恶乎执?”第三句是:“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这三句话来自不同的章节，分别是《离娄上》《告子下》和《尽心上》，但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即不必信奉文字表达上的精确或忠实。一旦出现新的情况，不必执拗于从前，词语意义可以变化，只要恰当就可以了，只要考虑到照顾到整个情境即可。在瑞恰慈看来，语言的机会主义是儒家最主要的优点，也是它最大的缺陷。再次，理解《孟子》是一个向于内的过程，是探求思考内心，而不是寻求对外物的“知识”。也就是说，《孟子》的目标是心理学意义上，是对民众的道德劝说，而不是知识的获取。从目的本身而言，东西方也是截然相反的。 三、《孟子论心》的比较文学价值 《孟子论心》出版后，当时的批评界和汉学界对其评价不高，他们认为《孟子》本来是一部中国古代经典，他运用中国语言的方式，阐述中国古代思想，但瑞恰慈没有关注这些，而只是把它当做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