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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写作现实主义及苦难美 作为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底层写作”是近十年来勃兴的概念，它在国内形成一股极具冲击力的潮流，迅速占领了文学书刊的大片阵地，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如今，关于“底层写作”的研究甚嚣尘上，不管是肯定也好还是质疑也好，值得庆幸的是，它还没有被习惯性地冠以某种“主义”而另标奇异，而是被纳入到了“现实主义”范畴之中。现实主义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之一，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提倡客观、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侧重如实地描摹或反映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文学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文学样式，不仅贯穿于中国整个文学发展历史的长河，也是世纪之交当下文学的主潮。进入新世纪以来凸现的“底层写作”可以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深化和发展形式来理解，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或思潮。 一、“底层写作”的产生机缘和现状 对“底层”的审视性关注是古今中外现实主义文学共有的传统，是最具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所在。论者认为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得到恢复与发展，主要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思潮。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至末期，中国现代主义崛起，现实主义受到严峻挑战，原来的现实主义文学阵营发生了分化，有的作家坚定地“守望”在现实主义的阵地上，有的则打出新的旗号，去进行文学的实验与探索，更多的是从西方与东方的文学遗产和文学新成果中广泛吸取营养，从而焕发出新的艺术创造力，于是有了心理现实主义、纪实现实主义、象征现实主义、文化现实主义、生命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等各种主义。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的社会与文学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了及时地反映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与适应读者日益多样的审美需求，便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新品种，如新市民小说、新都市小说、新移民小说、新历史小说、新闻小说、文化关怀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儒林小说，等等。［1］6－7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政治环境相对自由宽松，得到鼓励支持的文学与文化事业急剧繁荣以至膨胀泛滥，社会结构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加大而造成的经济阶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特别是在我国极力推动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和由于经济因素促动而愈演愈烈的城市化进程的双重背景下，长期被压抑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终于爆发、释放并且通过各种形式得到传达，相信文学的功利作用、具有社会担当意识的作家有责任也有幸记录下这个时代的真实表情，或者去探寻潜流涌动的社会真相，或者代民立言，或者表达自己对广大社会底层的同情与关怀。也就是说，“底层写作”的生长土壤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是对充满复杂矛盾的生活、生存乃至人的存在的一种必然反映。这里论及的“底层写作”不仅有所特指，追究起来，还直接承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写实”小说以及90年代文学发展的余续。比如池莉、刘恒和贾平凹的一些作品(《烦恼人生》、《伏羲伏羲》、《废都》等)，把注意力放在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常事上面，力图精确地描写他们的“生存之实”，关照的对象主要是处于底层和边缘的普通人。［2］171 实际上，这种对“底层”的关照和叙述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不过它们都没有“底层写作”那么贴近和切进现实，讲述的故事没有那么逼真残酷，对造成不良社会现象的原因的揭露没有那么露骨彻底。直到2002年前后“底层写作”作为一种现象开始显现(刘庆邦《神木》可视为发端性作品)，随后特别是2004年、2005年涌现出了大量的“底层小说”和“底层作家”，渐渐形成气候并引起文学界的热烈讨论，至今已经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潮。当时，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曹征路的《那儿》、《霓虹》，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王祥夫的《找啊找》、《街头》，刘庆邦的《神木》、《到城里去》、《穿堂风》、《哑炮》，等等。他们在国内主流刊物上发表作品，多为中短篇小说，还有一些近年来单独出版的长篇小说，比如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贾平凹的《秦腔》、《高兴》等，同时还有一大批非专业的网络写作者，以及处于边缘地带逐渐浮出水面的“潜在写作”者，比如寄居深圳的所谓“打工作家”。网络也是“底层写作”的一个重要阵地。一些具有传统色彩的重要作家，比如写出《你在高原》的张炜，他们的底层叙事或者民间性表达也甚为惹人注目。这些作家把目光直射到社会的最底层，关注的对象多为普通工人、从农村漂到城市的民工群体、无业者，通过细致描绘底层人物经历的苦难，通过对他们与掌握社会财富、富有优越感但缺乏同情心的上层人或者城里人的对比叙述，或者直接通过底层人物的口吻，宣泄对不公平社会和一些黑暗现象的强烈不满，具有深刻的控诉和批判意味，并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