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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行为逻辑转变和其论争一、传统社会的中国农民行为逻辑 为了方便讨论，本文还是选取传统时期、集体化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典型时期进行论述。在传统社会里，尽管皇权无远弗届，皇帝宣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但从总体上而言，那时的“国家”权力仍然比较弱，皇权的统治在基层社会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在这种状态下，农民的行为逻辑更主要的是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描述或想象是多种多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想类型”是梁漱溟的“伦理本位”构型和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所谓“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梁漱溟认为：“中国之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人之间相互关系，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这是由于他缺乏集团生活，势不可免之缺点。但他所发挥互以对方为重之理，却是一大贡献。这就是：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放在关系上了。非惟巩固了关系，而且轻重得其均衡不落一偏。”[2]84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注重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因为“社会”并没有结成一个有力的“集体”，外在地规范人们的行为，整个社会秩序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之上，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由儒家的伦理（譬如，互以对方为重）加以规范；儒家同时又强调个人的自身修养，将这些伦理道德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动。恰如余英时所论，“儒家一方面强调“为仁由己”，即个人的价值自觉，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伦秩序。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层次又是一以贯之的，人伦秩序并不是从外面强加于个人的，而是从个人这一中心自然地推扩出来的”[16]215。按照这一逻辑，人们只要遵照儒家的伦理道德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秩序就会自动地生成。儒家的伦理规范基本上是从家庭关系中推衍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比拟为一种家庭关系，整个“社会”也被建构为一种类家庭结构。因此，儒家“最看重的就是家庭了”，“个人淹没在家庭之中”，因此，在梁漱溟看来，传统时期的中国人或农民的行为逻辑就是家庭伦理的逻辑。 这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十分少见，极有可能是儒家设想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与梁漱溟不同的是，费孝通则是“以“己”为中心”构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他认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27。由此形成的“差序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1]26。对于费孝通而言，“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1]28。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描述中，有几点值得注意：（1）“以“己”为中心”，自己是人们界定群己、人我界限的惟一“坐标”；（2）圈层结构，“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3）社会关系是相对的或处境化的，“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圈子”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情境而游移不定；（4）这种因时因地建立的社会关系不是平等的。概而言之，“差序格局”的实质是费孝通所说的“自我主义”，这也是传统乡土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 费孝通关于“公”、“私”的讨论，也建基于“差序格局”的认识基础之上。他认为，“这里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界限怎样划法的问题。因之，如果我们要讨论私的问题就得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考虑一下了。”[1]25费孝通称西方社会格局是“团体格局”，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中国社会格局是“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有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1]30。而且，“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所以，“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1]30。由此可见，在“弱国家”状态下，梁漱溟和费孝通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描述或想象其实是不同的。“伦理本位”的社会，“互以对方为重”；“差序格局”的社会，“以“己”为中心”。如果简单地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