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鲁迅与赛珍珠笔下农民形象.docVIP

探究鲁迅与赛珍珠笔下农民形象在辛亥革命这一标志着中国历史大转折的社会事件中，体现农民的愚昧、麻木以及他们对待社会变革的迟钝态度，是鲁迅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风波》中的七斤在城里被革命党剪去辫子，张勋复辟的消息传来后，他和家人担惊受怕，只是担心没了辫子，皇帝是否会抓他去杀头。待复辟闹剧偃旗息鼓后，鲁镇又复归往日死水般的平静。帝制还是共和制，对于七斤们来说，不过是一场是否需要辫子的风波罢了。社会变革，民族存亡，都与这里的人们无关。《药》中的革命者夏瑜为民众献出生命，他的血竟成了民众用来治痨病的“药”。革命要解救的对象和革命的对象竟携手合力，共同压制革命。民众不关心变革，不理解变革，甚至害怕变革，害怕失去既定的生活秩序和做稳了的奴隶地位。《阿Ｑ正传》中写革命发生的消息传来，未庄农民十分不安，现出“慌张的神情”，露出“惊惧的眼光”，迎着阿Ｑ叫“老Ｑ”，一副讨好献媚的神情，生怕革命革到自己身上。如果发生了暴政，也只愿暴在他人头上，自己充当快意的看客。“暴政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农民们即使向往革命，发生的也只能是阿Ｑ式的投机革命：“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革命就是报仇泄愤，趁火打劫，有利可图，本质上是一种“奴才式的破坏”。对待变革，要么作冷漠的壁上观，要么发泄暴民意识，这是农民在政治生活中的群像。农民的政治就是国民的变革态度，国民的守旧、因循、顽固的本性，是民族进步的最大障碍，因而也是鲁迅最为焦灼的。他借剖析农民政治态度来剖析他们的保守封闭、愚昧麻木以及狭隘自私等特性，流露出“哀其不幸”的悲心和“怒其不争”的痛心。 赛珍珠对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观察和再现与鲁迅大致相似。写于１９２７年的短篇小说《王龙》的故事背景也在辛亥革命前后。农民王龙像七斤一样，每天进城卖菜，听城里的年轻人宣传革命推翻皇帝，建立共和，就是让“财主变穷汉，穷汉变财主”。王龙听了很受用，主动剪掉辫子，被村里人叫做“王革命党”。后来那些革命党遭到镇压，王龙又整天提心吊胆，担心自己被砍头。纷乱中匪徒抢劫大户，王龙也跟着去捞了一块银洋。这些情节显然受到了《风波》、《阿Ｑ正传》等作品的影响，表现农民对革命的隔膜、误解、投机的态度，不过赛珍珠没有鲁迅的忧愤情绪和直击真相的犀利目光，只是以略带嘲讽的口吻讲述了一个“革命滑稽剧”。在《大地》第一部中，王龙在政治上的迟钝体现在他患贫、患灾，而不“患不均”，他在城里听关于革命的演讲，关心的不是分富人的东西，而是富人有何办法让老天爷按时下雨，好让田地不再发生灾荒。他最关心的政治是自然意义上的“天”，社会变革不在他的兴趣范畴之内。当小儿子告诉他自己要去当兵，参加为国家赢得“自由”的革命时，王龙困惑地说：“我们国家已经自由了所有我们的好地都是自由的。我愿意租给谁就租给谁。它给我们带来银钱和上好的粮食。你吃的和穿的都靠这土地。我不知道你还要什么自由”。赛珍珠生动而精到地反映了中国农民对于政治和革命的心态：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只关心与个人生机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而不会离此去思考抽象的人权、平等、体制等问题，政治和革命如果游离于眼前的实际生活之外，则丝毫不能引发其兴趣。在准确把握农民政治心态这一点上，赛珍珠已十分接近鲁迅。所不同的是，对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迫切任务缺少了解和认同的赛珍珠并不认为这是缺陷，相反，她认为这是源自中国农民的传统信念：自治，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他们信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沈德潜《古诗源》），因而认为这种态度是合理的甚至是值得欣赏的。 （一）揭示农民的宗教意识 中国国民对于宗教的态度，可以借用南怀瑾先生的比喻来认识：儒教是粮食店，提供不可或缺的生活必备品；道教是药店，有病了才需进来治病、调养；佛教是百货店，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满足人的不时之需。中国农民在行为上恪守古已训之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而缺少严格意义的宗教信仰，他们对宗教的态度更多体现为一种迷信，而没有达到提升精神、寄托灵魂的高度。对此，鲁迅和赛珍珠都作了比较准确的揭示。 鲁迅在书写农民的宗教意识时，注重揭示人在无路可走时的自我麻醉以及宗教对人精神的钳制和毒害。受艰难时事折磨，“苦得象一个木偶人”，对现实毫无变更或反抗的念头和能力的闰土，向“我”索要香炉和烛台，只能按照惯例在香烟的弥漫和偶像的崇拜中寻找一点他自己也未必全信的微茫的希望。祥林嫂被逼再嫁再寡后，不仅在现实中忍受丧夫失子的巨大悲痛，承受人们鄙夷轻蔑的目光，还被死后将遭两个丈夫瓜分的恐惧压迫着，只能寄希望于庙里的一条木门槛，神权成了压在她精神上的磐石并最终将她压扁。她关心灵魂的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