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新学术视角.docVIP

文学史新学术视角 当代文学史上，1985年是一个具有非凡意义的年份。学者洪子诚论及80年代文学时说：“因为1985年发生的众多文学事件，使这一年份成为作家、批评家眼中的转变的“标志””，“1985年也因此被称为文艺学的“方法年””［1］。其他学者亦对1985年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钱理群在谈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反复提到1985年发生的一些事件。陈平原也强调“回头看八十年代学术，一九八五年以前和以后，是两回事。我的感觉是，一九八五年，整个京城文化界，全都“蠢蠢欲动”，不，是“跃跃欲试”。”［2］1985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它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认识它的意义？一、新的文学批评场域及方法建构布迪厄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3］1985年的中国文坛正是各种力量和理论交锋所逐渐建构起来的这样一个文学新场域。“文革”之后，社会导向有了巨大变化，党对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政治上，拨乱反正的进行；经济上，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文艺上，文艺方针的调整及“二为”方向的提出，为八十年代文学发展提供了较为宽广的空间。随着文联和作协的各级组织逐渐恢复正常工作，其所属的各种期刊也恢复经营。文学创作方面，配合主流意识形态清算“文革”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在自身合逻辑性发展中出现了“越界”现象，文学界管理层则对“越界”现象进行“规范”，1981年展开对白桦《苦恋》的批评，1983年，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鉴于“文革”的惨痛教训，人们多不愿也不再盲目追随主流意识形态，而是有了更多的个人思考。这些运动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进行，没有上升到对作者人身伤害等层面上来，文学界管理层对文学创作“越界”现象的规范没有对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形成多大阻碍。1982年到1984年，文坛展开了一场关于“现代派文学”的持续讨论。 徐迟、冯骥才、刘心武、李陀等作家、批评家相继加入讨论，评论界由此展开对西方现代派，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现代化与现代派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探讨。 “现代派文学”讨论未能达成共识，却预示着中国文学发展新景观的到来。1985年前后，文学期刊活动频繁，推动了许多重要文学学术会议的召开，对文学批评与创作方法的创新产生了积极作用。1984年12月，《上海文学》编辑部、《西湖》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联合召开了部分青年作家和部分青年评论家对话会议，就文学的当代性问题展开讨论，会议特别针对作家的创作观念作了重点分析。会议认为，批评家们要敢于形成自己的批评个性，要“操自己的犁，用自己的方法，锄自己的地”［4］。 此次会议为后来文学批评方法的进一步探索打开了局面。1985年，有两场重要文学会议应该提及，一场是3月份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另一场是4月份在扬州举办的“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 前者就“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探索与尝试的意义”、“文学观念更新和思维方式的更新”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后者在文学批评方法引进，新方法与传统方法的关系及方法论的层次与体系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探讨。两次会议不约而同指向一个主题：批评方法创新。 会议表明，方法创新已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一个共识。 “厦门会议”参会单位有杂志社、作协、大学等多个部门，“扬州会议”涉及更广，有文学所、社科联、作协、研究所和大学等各个部门的几十家单位参加。两次会议的参会单位涉及文学评论界的各个层面，形成了期刊搭台、文艺唱戏的良好局面。 《上海文学》等期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85年全年，《上海文学》共发表文学批评理论文章41篇，改革的前6期14篇，后6期27篇，几乎是前期的一倍。 前后期相比，改版后的《上海文学》理论探索性大大增强，它的“理论版将继续探索新时期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中一系列已知与未知的问题，力争在文学观念与创作论方面不断有新突破，理论要面向创作实践，面向文学的未来，既有回顾，又有预测”［5］。《上海文学》当时是一家地方性的综合性文艺杂志，它对八十年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和意义却堪与“全国性”文艺杂志媲美。“文学评论双向发展的《上海文学》，与被称为“方法年”的1985年内所发表的文学评论文章，不仅展现了特定历史处境之下欧美文艺理论移植中国的复杂过程、理论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还揭示了评论者和编辑如何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重新定义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位置及功能。”［6］ 《上海文学》的锐意创新刺激了文坛关于文艺批评的探讨。《文学评论》第2期发表荒煤、林非和洁泯的《评论自由与“双百方针”》，《文学的批评与内心的自由》和《因评论自由而想起的》等文章，表达了对文学批评自由的“关切”。同期及之后的第3期上，《文学评论》刊发顾骧的《评论必须自由》、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