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城市建构中市民精神.docVIP

文学城市建构中市民精神 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中国最具有现代气息的城市。进入20世纪以来，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城市的精神意义确定尤为重要。关于上海，当代文学又是如何参与其中，构建了一个文学中的上海呢?1995年出版的《长恨歌》中王安忆以自己生活的城市上海为书写的对象，其间挖掘出了怎样的“文学上海”?这个“上海”与在历史情境中展开的城市经验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长恨歌》为我们感知、理解或者言说“文学上海”提供了哪些更加全面、更加丰富的意义呢? 一、“文学上海”的集体建构 21世纪初期，上海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城市代表，以其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引起世界的注目。 此间，上海城市身份的建构也成为世人所瞩目的焦点。 班纳迪克安德森在论述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特点时指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它源自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中的深刻变化，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所建构的想象共同体的空间，都需要营造出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公共领域”，以便所产生的意识、观念能够成为全体学员的共识。而文学作为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也自然要担负起这种想象共同体的职能。［1］ 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视角看，上海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的书写对象，被赋予了诸多现代性的想象。 班纳迪克安德森认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有赖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催生;在一个有效的时空范围内，虽然人们未曾谋面，但某种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情感却仍可以通过传播媒介特别是想象性如“小说”与“报纸”这样的“文艺”方式建构出来。［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我们认识“文学上海”提供了一个角度。20世纪90年代，当代上海文学写作试图挖掘“上海现代特性”，从程乃珊，到陈丹燕、王安忆。他们创作的动机是寻找与个体经验有关的老上海的历史记忆，以抵制当下有关上海想象的宏大叙事。这些状况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批评者认为历史中的上海是一个多面体，只着眼于咖啡馆、跑马场、电影院，不免片面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虚妄的“建构”中，上海在被片面化的同时，还在刻意地制造着那种“历史怀旧感”。 杰姆逊于对怀旧电影的这样分析:“他们对过去有一种欣赏口味方面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非历史的，这种影片需要的消费关于过去某一阶段的形象，而不是告诉我们历史是这样发展的，不能交代出来龙去脉而那些怀旧电影正是用色彩画面来表现历史，固定住某一个阶段，把过去变成了过去的形象，而不是过去本来面目。”［3］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症候，怀旧就其本质而言，是作为“对于我们失去的历史性、以及我们生活过正在经历的历史的可能性积极营造出来的一个症状”。［4］ 那么，关于上海繁华的描写，有多大程度上是历史的“真实”再现呢? 20世纪末期的上海正处于转型时期，不仅在经济领域，更重要的在于文化和精神方面。在这种特殊时刻对上海老照片式的描述，并没有反映真实的上海历史遗迹，而是借此对上海进行现代想象，通过老上海的回忆满足当下的虚妄。正是在这样一种(集体的构建)的思路下，上海曾经的现代性历史被众多的作家写成了一个城市不断地被想象的历史现代都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城市的全面征服。事实上，从整个上海的发展史和文化的多元走向来看，上海以开埠以来特有的开放姿态，包容和接纳了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上海近现代以来的文学整体状况证明这一点，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化写作呈现出丰富的状态。这其中，王安忆以一个上海定居者的视角，剥开城市富丽堂皇的外表下裹着的层层遮蔽，去竭力表现上海的方方面面，透视出上海这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历史变迁中的上海市民的人生百态。 二、《长恨歌》上海市民精神的书写 《长恨歌》发表后，评论界争论颇多。陈思和认为“王安忆在90年代发表长篇小说《长恨歌》，在表现上海这座城市从4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有意淡化了政治性的事件，突出民间生活的自然状态，她通过上海市民王琦瑶一生的悲喜剧，展示出丰富的都市民间的历史场景和文化记忆”，［5］南帆的评论是:“种种都市意象所透露的种种女性生活对于这个世界的小感觉，毕竟同波澜壮阔的主流历史疏离了许多小感觉，小风波，小事件以及一批小人物，使小说具有了某中流言的性质。”［6］ 笔者认为《长恨歌》是王安忆以一个上海人的文化自觉性出发，试图还原真实的“上海”所做的探索与尝试。 《长恨歌》的开篇将视点集中在上海的弄堂，在弄堂中发掘上海精神。即使在高楼大厦拥挤如林的状况下，上海弄堂依旧平静的保持着自己的气度。 从弄堂里走出来的王琦瑶就是上海精神的负载者。 小说开篇，就通过城市鸽子的视角描写全城:黄昏时分，鸽群盘旋在上海的空中，寻找各自的巢站在制高点上，它们全都连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东西南北有些分不清。它们还是如水漫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