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徽文字及族氏关联.docVIP

族徽文字及族氏关联我们认为，未被盗扰的墓葬所出土的青铜器族徽文字，能够准确地反映当时的族氏关系，而被盗扰的墓葬因部分或大部分铜器被盗，通过族徽文字判断当时的族氏关系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甚至完全失真。因此，为了使有关讨论能够建立在较为科学和客观的基础上，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的讨论，我们所选择的墓葬都是未经盗扰者，凡被盗扰的墓葬一般不予以讨论。但是，一个墓葬只要出土两种以上的族徽文字，无论其被盗与否，均不影响我们对该墓葬具有较复杂族氏关系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在讨论第二种情况时，我们对于铜器墓葬是否被盗扰，一般不作严格区分。 在商代考古发掘中，一个墓葬只出一种族徽的情况时有所见。其年代较早者，首推2001年春季在河南安阳发掘的花园庄54号墓。该墓属中型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保存完好，未经盗扰，时代为殷墟二期，共出青铜器310余件，其中礼乐器43件，兵器170余件[1]。根据发掘报告已公布的材料，其中分裆圆鼎（M54.166）、圆鼎（M54.240）、甗（M54.154）、方斝（M54.43）、觚（M54.120）、钺（M54.86、M54.89）、卷头刀（M54.87）、矛（M54.113、M54.37）等器物上均铸有铭文“亞長”二字，在A型爵和B型爵等一小部分铜器上，只有铭文“長”字。据此可知，“長”为“亞長”的省称，应为墓主的族徽。按该墓出土有7件铜钺，又有大型卷头刀以及大量铜戈、矛等兵器发现，其中Ⅰ式铜钺呈长斧形，长40.5、刃宽29.8厘米，重5.95千克，仅次于妇好墓所出的大铜钺，说明墓主是当时的一位高级军事首领。发掘者认为，这种情况与族名“長”前冠以“亞”称相符，说明“亞”为商代武职官名“，長”为族名。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从以上情况看，花园庄54号墓属于只出一种族徽的墓葬，可知一个族氏使用一种族徽的习俗，至少在殷墟二期就已经形成。我们知道，一个族氏名的出现，它决不是孤立的，一般与其他族氏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会在族氏的标识即在族徽文字上有所反映。那么，花园庄54号墓所见的長族，是否也与其他族氏存在着某种联系呢？1997年~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发掘的长子口墓，为我们认识長族与其他族氏的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长子口墓位于鹿邑县太清宫遗址，时代为商末周初，它是一座保存完好、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大约晚于花园庄54号墓300年左右。该墓出土青铜器235件，计有礼乐器85件、兵器46件、工具14件、车马器78件、杂器12件[2]。其中有铭铜器54件，均为礼器：铭一字者4件，铭文为“子”；铭二字者3件，铭文为“子口”“、戈丁”、“尹舟”；铭三字者39件，有37件铭文为“長子口”，另2件为“□父辛”；铭四字者2件，铭文均为“長口子口”，亦即“長子口”；铭七字者3件，铭文均为“長子口作旅宗”；另有3件字迹模糊，推测可能为7字，其中2件可辨识的铭文为“父”，1件为“子口□作”。从以上铜器铭文看，有42件铭刻“長子口”，加上显系对“長子口”不同称谓的“子”、“子口”等6件，共计48件铜器可以确定为长子口器。一般认为，“長”是族名，“子”是身份，“口”为墓主私名。如果把长子口墓与花园庄54号墓进行对比，显然长子口墓出土的4件3种族徽为花园庄54号墓所未见：1件是族徽为“尹舟”的铜觯（M1.143），1件是铭文为“戈丁”的铜斝（M1.196），另2件是族徽为“”的方鼎（M1.46）。、戈、尹舟都是商周金文中的常见族徽，三者同时在长子口墓中出现，说明当时的長族与这三族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至于它们之间究竟是联姻、联盟，还是同族或隶属关系暂且不论，仅这三种族徽在长子口墓中出现，本身就足以说明商末周初的長族与其他族氏的关系，要比殷墟二期長族与同时代其他族氏关系更复杂。这种情况不外乎两方面原因：一是因花园庄54号墓规模比长子口墓小，因而族氏关系较长子口墓简单；二是长子口墓的时代比花园庄54号墓晚，因而族氏关系显得比花园庄54号墓更复杂。这就是说，对于同一族氏来说，族组织规模越大，则其族与其它族氏的关系越复杂，反之则简单；在不同时代，同一族氏与其它族氏的关系时代越后，则族氏关系越复杂，反之则简单。 在商代中型墓葬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族徽所反映的族氏关系要比小型墓葬更复杂，这类例证不胜枚举。例如，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共出土青铜器123件，其中有铭铜器24件：三字铭者3件，铭文为“亞”；二字铭者16件，铭文为“亞”；一字铭者5件，铭文为“亞”[3]。从盖、器同铭的情况看，方彝盖铭为“亞”，器铭为“亞”；方罍器铭为“亞”，盖铭为“亞”。由此可知，“亞”、“亞”、“亞”都是同一族氏。发掘者认为“，亞”是墓主人的称谓，“亞”是其职官名，代表其身份与地位，“”为其族名“，”可能是支族名或私名。这个看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