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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字中男性批判 纵观张洁20多年的写作历程，从爱情童话《爱是不能忘记的》到两性关系的集大成之作《无字》，其创作始终关注着男人和两性情感，结果是爱的理想的坠落与对男性的失望同步，其笔下的男性形象经历了由“神”到“鬼”的嬗变过程。《无字》是作家潜心12年饱蘸胆汁和凄清血泪写就的一部女性家族史，小说以吴为与胡秉宸近30年婚恋事件为主线讲了叶家母女三代不幸的婚恋遭际，女人的悲剧命运是归罪于男人的。尤其对胡秉宸的冷酷与自私行为的描写，有吐恶声、泄私愤之嫌，对男人贬抑似乎有“极而言之”的故意。甚至有人批评《无字》是“吴为对她曾倾注感情的男人胡秉宸由幻灭而愤慨的声讨书”［1］(P173)。在《无字》中，我们分明从中读到一种女人对男人的尖锐的偏执与刻骨的仇恨，感受到一种固执与极端的女性立场。张洁把对异性的看法几乎发挥到顶点、极致，对男人不留任何情面的嘲弄、揶揄和批判，简直是把男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然而，“也许正是这种极而言之，冷峻地甚至残酷地掀起读者的情感波澜，给人的灵魂以强烈震撼，亦内在显现了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迫人分量。”［2］在梳理“吴为”一生的爱恨情仇与遭际的来龙去脉时，彻骨的伤痛使张洁无法对作品人物作超然的壁上观，因此在指责与质问张洁的同时，我们是否有必要追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浓烈纵情表达的作家和“极限写作”?张洁自称“真正写作从《无字》开始，哪怕写完《无字》马上死也心甘”，那么，在她的情感世界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为什么又是怎样使一位满怀希望、对爱情一往情深、甘愿奉献与牺牲的女性被时光打磨成了一个如此疯狂、绝望、愤世嫉俗之人?除了张洁独特的个人遭遇，性格偏执怪异外，男人有没有问题?为什么对男人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从“神”到“鬼”如此迥异骤变?男人是受益者吗?那么，又是谁把男人人性中的丑与恶孕化出来? 张洁忠实于自己真实而深切的心灵感受与生命体验，但她又超越个体经验本身，上升为对男女两性情感整体的关注。更可贵的是，张洁并没有停留在表层描述两性关系，《无字》中的恋爱与婚姻又有多少仅仅反映了男女关系，而不是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塑造的呢?在两性关系的结构中，社会与历史，性别与政治的等级秩序，都是张洁审视与质问的对象。正如评论家李敬泽的解读:张洁《无字》要说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大历史与小个人之间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两性关系的消长从来不是性别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女人对男人的选择或者男人对女人的选择，其间又隐含了多少价值观与审美观的演变?张洁的写作正是要超越男女关系，从而完成对社会历史以及社会历史境遇中的人的反思。”［3］正如顾秋水、胡秉宸的存在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和几个女人构成了一种爱恨情仇关系，而是借助他们，张洁“打开了通向历史隧道的一座座大门”。这就是为什么张洁坚持认为:“我的主题不是爱情，我真正要写的是爱情后面的东西。”［4］ 一 张洁把胡秉宸等“政治人”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归结为革命时期政治异化对人性异化的渗透。“胡秉宸革命前是个很有味的男人，但他非常善于吸取教训，革命后却逐渐成长变化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5］张洁认为，胡秉宸从“神”到“鬼”的演变，是在几十年“布尔乔亚”的锻炼下变异了的产物。延安着实使胡秉宸成长成熟，革命使胡秉宸脱胎换骨。仔细阅读《无字》可以看出，张洁尽可能为男人的个人品行开脱，冷静、理性地追溯到特定的历史变革时期，努力从社会、政治和动荡的时代等全方位多层面寻找人性异化的复杂原因。 张洁这样总结参加革命对胡秉宸的影响:“革命后的几件事，这三两个教训不算很多，但基本上涵盖了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对胡日后改弦更张如何做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来的。”［6］(P30)此后的胡秉宸，与从前就日渐地不同。不久，胡秉宸便对一个跟随他多年的地下工作人员说:“虽然我很了解你，但如果组织上说你是特务，我也会马上枪毙你，决不手软!”［6］(P24)张洁对胡秉宸“万事当前首先保全自己”的行为作了理性客观的分析，她尽力搬出革命大背景特殊历史时期为他开脱责任，认为胡秉宸在革命过程中练就的“诿过自保”的本领，是政治法则使然也，而非个人品质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胡秉宸的“做人”绝技源自于环境的压迫，源自他趋利避害的本能选择。但是，他将这一绝技原封不动地搬用于情爱和婚姻领域，则深深地伤害了吴为和她的爱。我们可以把政治和婚姻对人性的影响作一番对比:在政治上，对公众、社会扮演一个好角色并不难，关键时刻只要一次挺住，守住真理，宽容的人们会永远记住这个形象。而在婚姻家庭中的人性表现是最赤裸的，一点也粉饰不了。婚姻中的两性关系也最能呈现一个人的本性和本质。 吴胡将近30年的关系中，婚前婚后，事无巨细始终面对着一种被党政集团运作的局面。“吴为哪里是嫁给了胡秉宸?她是嫁给了胡秉宸那个城堡。”［7］(P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