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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元曲思索 在中国缤纷多彩的文学花坛中,元曲虽然不及宛如牡丹的唐诗那样耀眼夺目，艳丽高贵，也没有宋词好似百合的清新怡人，超凡脱俗。但是它依然有着自己的傲然不群，幽香迫人，就好似一朵迎雪吐艳的梅花。 所谓“唐诗、宋词、元曲”，其实这不仅仅是根据这三种文学体裁的历史年代来说的，更是按照它们的成就以及地位来说的。那么为什么，元曲的魅力和成就远远不如“唐诗”和“宋词”呢？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在“唐诗”和“宋词”这两种如同不可逾越，只能仰望的两座高山式的文学体裁面前，元曲（此处指散曲）很难再有青出于蓝的发展希望，更没有胜于蓝的超越可能。 王安石曾经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王安石有过目不忘之能，学富五车之才，经天纬地之智，就连苏轼在心里都是对他的才华钦佩万分，这样一个人都认为唐诗的成就可望而不可及，其他文体恐怕再无超越之可能。元代那些屈指可数的才子所拥有的创作空间就可想而知了。 宋词的成就虽然也是难以逾越，但毕竟是较为新兴的文学体裁，只经历了不到两百年的发展历程，不像唐诗那样积累了自汉魏以来六百余年的丰富和发展。元代的才子还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一些模仿、发展、创新的空间的。 由此，类似于宋词的一种文学体裁元曲诞生了。明代评论家王世贞认为，元代的散曲就是由宋词而演变过来的。 二，“唐诗”和“宋词”都有着空前绝后良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唐朝国力强盛，文化艺术灿烂，文人、诗人社会地位极高。宋朝商品经济发展至顶峰，娱乐活动丰富，文人地位也相对较高）使其发展并获得巨大成就。 然而，不幸的是，元曲却没有那样得天独厚的社会背景。元代在蒙古族的专治下，崇尚武力，注重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民生凋敝。 更何况，汉族文人受到极大地歧视和打击。正所谓：“八娼九儒十丐”，可见文人社会地位之低下。这样一来，元代文人个人才华和创作空间从各个方面都受到了限制，导致了元曲大家的凤毛麟角，元曲作品的寥寥无几。元曲的文学成就更不消说，怎能及唐诗宋词的十分之一。有明确记载并且收录的唐诗大约有五万余首，诗人近二千多位。宋词也有二万余的数量，一千多位的词人。这样的成就，元曲只能望之兴叹了。 三，“唐诗”和“宋词”的艺术魅力已臻绝境（唐诗韵律完美、语言通俗、朗朗上口、意境超绝；宋词言辞优美、音律婉转、沁人心脾）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难以与二者一较长短。更何况“元曲”是在继承宋词文学形式的基础上，针对当时社会的种种黑暗，人间的种种凄惨、道德的种种沦丧的历史环境中所创作出来的作品。这样一来就自然而然地限制了作品主旨的广泛性，降低了作品立意的美妙性。元曲的“十七宫调”中除了“道宫唱：飘逸清幽；仙吕宫唱：清新绵邈；双调唱：健捷激袅”以外，其余的全是悲楚凄凉，忧郁沉重的主旨。再看看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张可久的《卖花声怀古》，马致远的《秋思》，以及其他著名文人的作品，大多数都是以这种叹惋人生、感伤世间、痛斥黑暗的感情为基调的。 这怎么比得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超凡境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博大胸襟，“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柔柳摇摇，坠轻絮无影”的美妙意境。 另外，元曲是“元杂剧”和“散曲”的总称。当然，元杂剧在某种程度上要比散曲更具艺术魅力和文学成就。但是，元杂剧更接近于“戏曲”，剧本创作尚可划归到“文学”一类，与其他文学体裁进行比较。然而，元杂剧的表现形式过于局限化，只限于剧院、剧场、茶楼等演出场地。元杂剧如《窦娥冤》、《汉宫秋》、《倩女幽魂》、《西厢记》等，通过更为全面的表演形式，抒发了作者各种各样的感情，揭示出作者内心的复杂世界，也使得观众心理产生了经久不息的震撼和共鸣。但是，这种文学作品、戏曲形式毕竟不能为社会各个阶层，祖国天下各地的群众服务，文学剧本它是需要演出的，不是看看剧本就能体会得了那种感情的。试想，在兵荒马乱、民生凋敝、荒凉偏僻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下，人们还怎么去看戏？即使没有那种情况，妇女、老人怎么去看戏？怎么去体会文学剧本的魅力？然而，“集无定卷，家家有之”的唐诗，“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宋词却可以做到随时随地的为“所有百姓”激励人生，为百姓呐喊一切，吖吖学语的儿童可以体会唐诗宋词，行将就木的老人也可以感受唐诗宋词，这是元杂剧所无法做到的。 元曲毕竟是我国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伟大文学产物，它的影响即使没有“唐诗”、“宋词”那样深远广泛，但亦对后世作出了不可磨灭，非比寻常的贡献。 元曲（此处指元杂剧）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戏曲的先河。 宋末元初，中国的文艺花坛中有着“南戏”、“北曲”这两朵争奇斗艳的鲜花。 其中“北曲”就是指的“元杂剧”。元杂剧集“金院本”的舞台艺术和“诸宫调”的说唱艺术，凭借着自己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