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文本及图像发展.docVIP

文学史文本及图像发展 一鉴于诸多历史文化的逐渐淡化和消亡，人们通过各种形式去努力恢复历史的记忆，在诸多形式之中，图像是十分有效的一种。在再现历史方面，以文字为表述载体的文本与以图像为代表的视觉史料相比，显然有其局限性，图像资料往往比文献资料更为精确、丰富。如果我们承认包括语言文字描述在内的“历史”已不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关于历史的描述和想象”①，那么，相对于语言文字，图像可以让我们更生动地“想象”过去。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② 说明了图像在展现历史本身的丰富性、立体性、多层次方面的优势，因此，将图像资料纳入史学框架成为图像研究的主要路径之一。西方图像学理论将各类图画(包括雕塑、建筑等)和摄影照片等视为历史研究的“可视证据”③。我国历史学家冯尔康也明确提出在史学研究中构建“视觉史料学”的设想，其“视觉史料”的概念包括造形、绘画、各种实物、铭刻文书、遗迹遗址、古建民居、地图、历史照片、各种古代文书等类④。在这一观念下，中国古代绘画与众多文献资料一样，都是了解古代社会和历史的重要资料。一方面，视觉史料可以弥补文字资料之不足，尤其在文字史料缺乏或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中，图像提供的证词特别有价值⑤。图像的认识功能是图像资料在经济史、社会史领域中广泛被运用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图像往往在社会的“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图像见证了过去的社会格局，尤其是见证了过去的观察和思维方法⑥。因此，图像又蕴涵着丰富的美学、社会学、文化学意义，英国美术史家哈斯克尔认为图像“是过去时代中人的内心精神的发展的一种见证，由此可以通向对特定时代的思想及其表征结构的读解。”⑦目前图像学研究的主要路径是艺术史和文化研究层面，关注的主要是图像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功能⑧。 如明代各种类型的绘图作品可以用来阐释明代社会文化心理⑨。竹林七贤的画像砖作为当时社会理想的绘画符号，体现出古代社会道德体系的标准和表达方式⑩。 在史学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的“图像证史”，实际上就是用图像的方式来认识历史。在这一研究中，图像通过视觉形式得以实现其认识意义，读者通过破解图像并建立与文本的联系而达致历史原境。国内对于文学史的图像学研究也正是以图像证史为研究起点的。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需要的不仅是文字资料，还应该包括图像、考古等可资考证的资料，将之全部汇总在一起，可以使文学史得到立体的展现。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用图像志方式演说文学史的率先尝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附插图127幅，内含作家留影、手迹、手稿、书影、封面、版式等，已经体现出将图画当作历史资料来解读的意识。郑振铎博古通今，学贯中西，集文学家、收藏家于一身，自20世纪20年代起，“二十年来，倾全力搜集我国版画之书，所得、所见、所知自唐宋以来之图籍，凡三千余种，一万余册。”瑏?瑡他尊重民间文学、重视儿童文学，对文学史的研究资料也有新的理解，故有此创举。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中谈到了插图之于文学史的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把许多“著名作家的面目”、“书本的最原来的式样”、“(书里)人物或其行事”呈现在读者面前;另一方面则是“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瑏瑢?虽然这两方面尚不足以概括绘画作品之于文学史研究的全部意义，然而郑振铎将绘画作品引入文学史研究的本身已经蕴含了一种新的文学史研究形态，为治学者昭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当代学者杨义主张在“大文学观”下“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先后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图志》和《中国古典文学图志》等，将大量的作家手稿、书信、书影、广告、藏书票放入文学史著述中，令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随着当今社会对于“读图时代”的共识，杨义这种将“图”视为文学史构成部分的观点逐渐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响应。学界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研究资料的单一，已经成为制约文学史研究推进的重要因素;文献形态的多样性，则为文学史的突破提供了重要依据。近年傅璇琮主编“文学编年史”就提倡将“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纳入研究范围，便于呈现文学上“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①。刘跃进在谈到中古文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时也多次强调了包括画像文献、碑刻文献、简帛文献在内的出土文献在弥补传统文献的不足、解决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方面的重要价值②。廖群《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③所运用的“文学考古”视角，正是借助包括丰富图像资料的考古发现来考察文学问题，是对图像文献价值的充分发掘。这些成果充分体现出对视觉史料的重视，使得相关研究展现出新的视野。然而无论是将图像作为已有“知识”、文献和问题的佐证材料，还是发现和解决新问题的文献依据，实际上发挥的都是图像作为“可视证据”的史料价值，试图利用图像叙录的方式，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