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矿区开发价值损失.docVIP

煤炭矿区开发价值损失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业对煤炭资源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强力地推进了煤炭资源的开发速度，也促进了煤炭矿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榆林市是我国著名的煤炭资源富集区，也是我国正在开发的国际级能源化工基地，2009年全市煤炭产量达2．09亿t，仅次于相邻的鄂尔多斯市，是我国第二产煤大市。在榆林市的经济结构中，煤炭产业占据着榆林经济的quot;半壁江山quot;，煤炭是榆林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也是壮大榆林经济实力的资本。近年来，煤炭行业上缴利税一直占到榆林全市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是榆林的第一财源(表1)。根据榆林的发展规划，在未来20年甚至更远，榆林经济发展仍然将以煤炭等战略资源为主要支柱和主要支撑。 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高度依赖资源开发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当地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据榆林市调查统计，榆林市煤炭采空区达499．41km2，每年新增70～80km2;已塌陷118．14km2，每年新增30～40km2;损毁房屋4500多间、耕地1600多hm2、林草地4387多hm2。榆林市湖泊由煤田开发前的869个减少到现在的79个;全省最大的内陆湖红碱淖近6年水位下降3m，水面由6年前的7000hm2缩减到不足4666．7hm2。 随着quot;陕北跨越式发展quot;战略的确立，因煤炭开发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必将成为制约榆林矿区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瓶颈因素，因此，如何处理因煤炭资源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榆林矿区亟需解决的事情，而评估煤炭矿区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环境价值损失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之一。基于此，文中将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CVM)，通过调研榆林煤炭矿区周边居民对改善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WillingToPay，WTP)，估算当地因煤炭开采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以期为解决煤炭资源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可资参考的文献资料。 自从Randall等(1974)第一次将CVM应用于关于环境质量改善的研究以来［1］，各类相关的文献日渐增多，但应用CVM对矿区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评估进行研究的文献却相对较少。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对于矿区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评估较为著名的文献有:R．D．Rowe等(1985)运用CVM对美国科罗拉多州伊格尔(Eagle)矿危险废物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进评估，得出:恢复期内，全科罗拉多州因伊格尔矿危险废物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为4500万美元［2］。D．Damigos和D．Kaliampakos(2003)运用CVM对希腊雅典附近采石场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评估，得出:雅典市居民为治理城市附近采石场的支付意愿为30．75～58．2欧元，因采石场开采每年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在55．66万～105．34万欧元之间，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支付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在国内，CVM近年来也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评估生态环境改善的效益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但应用CVM对矿区生态环境破坏的价值损失进行评估的文章十分少见，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刘治国、李国平(2006)［4］、赵敏华等(2006)［5］。其中，刘治国、李国平(2006)的研究是在我国首次运用CVM对煤炭矿区资源开采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进行评估，他们运用支付卡式问卷对榆林市神木县大柳塔镇、牛家梁镇的煤炭矿区居民进行了抽样调研，并以陕北煤炭产地人口数为计算单位估算了陕北地区煤炭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具体结果为:陕北地区煤炭产地平均每人每年意愿支付意愿为131．66元;陕北地区每年因煤炭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在16693．38万～34650．02万元之间;他们也分析了可能影响人们支付意愿的社会经济因素，支付金额随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4］。赵敏华等(2006)运用CVM测算出了神木县大柳塔镇、西沟乡和榆阳区牛家梁镇3个乡镇居民因煤炭开采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接受赔偿意愿分别为每户每年4634．52元、2671．35元和4813．27元，并发现家庭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对调查对象的接受赔偿意愿有一定的影响，但没有最终给出矿区因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价值损失总量［5］。 由于交通、时间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调查选取榆林市的神木县、府谷县和榆阳区作为调研区域。其中神木县、府谷县是神府煤田的所在地，该煤田是我国已探明的最大煤田，占全国探明储量的15%，相当于50个大同矿区、100个抚顺矿区，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榆阳区横跨榆横、榆神煤田。这三县(区)的资源都以煤炭为主，并都已进入煤炭开采的兴盛期，因煤炭开采引起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充分显现，十分具有调研价值。调查在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