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一).doc

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一)遵义，这座转折之城，让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发生了生死攸关的一次历史转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到来之际，本刊连续刊发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员，著名的长征文化作家石永言（原名田兴咏）先生为本刊撰写的遵义会议纪实专稿。 转折之城――遵义会议纪实⑥ 参加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1956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党在1934年以前，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并没有给以认真的研究；虽然否定过几次错误路线，但是实际上只是处分了犯错误的领导者，并没有正确地分析那些错误和那些错误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源，因而就不可能帮助党的干部提高觉悟水平……但在1935年以后就不同了。党在1935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 王稼祥 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他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脑所在地瑞金附近的小屋开会，突遇敌机袭来掷弹，身受重伤，以致长征路上，他一直坐担架。长征初期，毛泽东的身体也不怎么好，也坐担架，两人又一起编在中央队行军。行军路较宽的时候，两人的担架便并排而行，两人便在担架上交谈起来。进贵州之前，王稼祥对部队在湘江战役中的惨败，与其他指战员一样，无不感到痛心疾首，对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策略很有意见，以致担架上便向毛泽东倾诉，深为红军的命运、前途担忧。 遵义会议召开的第一天，王稼祥在毛泽东的重要发言后，紧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赞成毛泽东的讲话和洛甫的“反报告”，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应当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由于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批评态度鲜明，身虽患病，会后还是被选为新成立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员之一（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可见他对这次会议所作出的贡献。 朱德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在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已经深感博古、李德要继续指挥下去，部队的前途很危险了。当红军到了通道县境，“三人团”准备带领部队北上会合二、六军团，毛泽东等坚决不主张这一冒险行动，中央拟在通道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朱德和周恩来向博古、李德建议，一定要毛泽东参加，让毛泽东在会上充分解释不去会合二、六军团，改向贵州进军的理由。朱德与周恩来的建议终被采纳。遵义会议前，朱德为毛泽东的复出，重新提挈红军，起了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上，朱德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深刻的批评。他严正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朱德这一严正声明，代表了与会绝大多数人的心声，为会议必须改换错误领导，让正确指挥战争的领导者出来定了调。 遵义会议上所做出的四项重要决定之一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会后，朱德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了红军的四渡赤水之战，并取得了整个长征的胜利。 陈云 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在红军长征进入遵义之前，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由江界河渡过乌江到达团溪时，应洛甫之约，谈了一次话，了解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领导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当部队进入遵义城后，遵义会议召开在即，洛甫又邀请陈云到周恩来住处交谈。陈云明确表示赞成洛甫提出的应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更坚定了洛甫决心在会上与毛泽东等一起揭批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 遵义会议上，陈云积极支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他在后来的《自传》中写到“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 1935年二三月间，部队从威信（扎西）到鸭溪的行军途中，陈云向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并写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这个划时代的会议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以及遵义会议的情况，1935年9月下旬，陈云到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汇报了中央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第一个报告，让共产国际了解中国革命艰苦的奋斗历程，以及中国革命在遭受巨大错误之后，不得不改变领导的史实。 刘伯承 1935年1月7日，刘伯承命令先遣部队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化装成敌人，智取遵义。为中国革命在遵义这座城市里转折创造了先决条件。 刘伯承因在反“围剿”战争中对李德的错误深有了解，于是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批评，支持毛泽东、洛甫的正确意见。在研究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时，他与聂荣臻一道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