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三).doc

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三)参加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1956年9月1日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党在1935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 彭德怀 彭德怀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斗中因反对李德的指挥而冒犯了李德，与李德争吵，大干一番。李德说彭德怀是因被撤掉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而报复。 作为前线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彭德怀对李德错误的指挥给部队造成的严重损失深有体会。遵义会议上，他对“左”的军事错误提出批评，支持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遗憾的是，这个极为重要的会议，他只开了一半，因会议期间遵义南面刀靶水方向的国民党军向遵义城发起攻击，情势严重，彭德怀不得不接受军委指令，中途离席赶赴刀靶水前线指挥部队阻击敌人向遵义城进攻，以保证会议顺利进行。他在回忆录中谈道：“我没有等会开完，大概开了一半就走了。因为三军团第六师摆在遵义以南刀靶水，沿乌江警戒，遭蒋介石吴奇伟军的进攻，我即离席赶回前线指挥战斗去了。” 李卓然 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长征进入遵义后，接到召开遵义会议的通知由团溪赶赴遵义的当天晚上，当即去新城古式巷看望毛泽东，向毛泽东讲述五军团冲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惨重的情况，更增强了毛泽东揭批“左”倾错误的决心，毛泽东要李卓然在会上向与会者宣讲“左”倾错误军事指挥给革命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以教育犯错误的领导。以致李卓然在遵义会议上用五军团损失惨重铁的事实，批评错误军事领导，支持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 1981年6月2日，李卓然回忆起遵义会议这段难忘的历史时，深沉地写道：我的发言实际上是对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推选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从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 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由于李德实行错误的军事路线，致使红军遭到巨大损失。李德不但不反思自己的错误军事策略，反而对黎川战斗溃败的红军指挥员肖劲光错误处理。 李德以军事顾问身份列席了遵义会议，会上拒不承认自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的错误，坚决不接受与会者对他的批评。于是会议作出决定，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陈云在“传达提纲”里写道：扩大会最后作出了下列决定：……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A同志即李德）。 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里，仍然不承认他在中国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甚而辩解道： 毛泽东……利用这次休整的时间，强迫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所谓的扩大会议。他之所以能够毫不迟疑地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大多数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是支持他的，其中除了洛甫、王稼祥和陈云外，还有在某种程度上半心半意支持他的周恩来。但是他仍不满意，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的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各军团和师的指挥员、政委等来参加1935年1月7―8日举行的会议。这些人形成了多数，他们违背了党章和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不仅参加讨论而且还参加表决。 ……会议的唯一题目是关于反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和长征第一阶段的总结，他们（毛泽东）说，（中央）这条总路线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局部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他把批判的全部火力都集中在中央红军的战略和策略上。 伍修权 伍修权作为李德的翻译列席遵义会议。他在1982年写的回忆录《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里，对在遵义会议上的见闻，作了真切的描述： 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也坐在他旁边，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天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议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不过这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事后有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把烤火盆都踢翻了，把桌子也推翻了，这我没见到。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