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离不开生活及民主.doc

儒学复兴离不开生活及民主实际上，儒学本来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有儒学，但是我们平时缺乏对它的认识现在我们要把它提高到理性的高度重新提升对它的认识。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形势和未来的展望”。这是我对儒学研究的一些最新的心得体会。 从“花果飘零”到正在复兴 儒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批判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儒学的态度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基本上还是持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1988年，我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做研究时参加了一个儒学国际会议，这个会议是由杜维明先生主持的。当时连他都悲叹：“现在是儒门淡薄，花果飘零。”余英时先生在这次会议上也提出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他说儒学现在是一个游魂，东游西荡，没有一个附着的制度和实体。有一些反对儒学的学者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比如林毓生教授，他认为儒学是一个封闭、一元的思想体系，现在已经陷入了“民主”“科学”的困境，很难摆脱出来。我们国内的学者在会上也提出了对儒学的一个全面批判。 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说现在儒学的复兴已经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比如说很多地方都竖起了孔子像，有人说这是对儒学的一种认可。还有一个事实是，全球现在有400多所孔子学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儒学的复兴是跟我们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从改革开放开始，如果说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现在就是“初级阶段的第二阶段”，是在世界上和平崛起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与国际上的交流，尤其是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交流都非常地密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拿什么去跟人家对话?还是要拿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拿中华文化去跟别人对话。 与儒学复兴有关的另外一个现象是“国学热”，这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我们浙江省儒学协会成立之后，有不少农民要来参加我们的学会，要我们给他们讲《三字经》《弟子规》。积极性比一些学者、教授都要高。至于国学到底是什么，他们其实并不大清楚。但是他们对传统文化有一种认同感，有一种亲和力。这些都说明，跟当年“花果飘零”的局面相比，儒学复兴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客观事实了。 现当代儒学的几种形态 概括来讲，现当代儒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维新运动，当时康有为这些人就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儒家思想。要综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他们提出了一个“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代表作品是谭嗣同的《仁学》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大同书》，这是儒家文化的近代转化。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国人对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做了全面的反省和批判，当时的潮流是提倡“民主”“科学”。有一些人是批判传统文化的，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再后来还有一些人甚至要把孔夫子和儒家文化也一并打倒。可是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坚持儒家思想的人，他们反思儒家文化，认为儒家要走向现代就必须进行改造，加以重新诠释，这就是新儒学。 20世纪20年代，思想界还进行了一场“科学玄学大论战”(编者按：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东方养生》2011年第7期的文章，《相爱比打架优美――科学与玄学之辩》)，新儒家就是在这个论战中形成的。新儒家大致有这么三派：一派是以熊十力、贺麟先生为代表的新心学；一派是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我自己还总结了另外一派叫新经学，代表人物就是我们浙江的学者马一浮先生。这三个学派有个共同的弊端，它们都是精英阶层的学问，是“书斋中的学问”，因此缺少一个走向社会、普及推广的机制。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属于精英的儒学，不是大众的儒学。 当代新儒家比较著名的是蒋庆，他的思想倾向于“新儒教”，他认为儒学要成为一种宗教、一种国教才可能行之久远，因此他的儒学也是政治儒学。蒋庆还作出了具体的政治设计：分别设立“通儒院”、“庶民院”和“国体院”。“庶民院”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通儒院”是儒家人物来推举的，“国体院”则是历代的贵族。包括圣人的后裔组成的。我认为在多元文化并进的现代社会这是不现实的，是一个乌托邦的空想。 “生活儒学”与“民主仁学” 总的来说，现当代儒学的这几种形态各有利弊，它们都存在着不足和局限性。那么，放眼未来，儒学发展的方向会是什么? 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写过一篇《21世纪儒家文化的定位》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认为21世纪有两个潮流：一个是全球化，全球化不只是经济的，也是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另外一个是价值观念趋同化，随着文化交流的频密，大家在价值观念上也越来越趋同。我们儒家文化中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也是具有普适性的价值。那么，在新的世纪，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学应该如何面向大众、面向生活?我认为有两个方向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个是“生活儒学”，简单讲就是面向生活实践的儒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台湾访学时，林安梧教授就提出过“生活儒学”的概念，生活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