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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障碍心理社会相关因素病例对照探究【摘 要】 目的:探讨与强迫障碍发生相关的心理社会因素。方法:采用1∶2病例对照研究，以生活事件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量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对61名强迫障碍患者及按照性别、年龄(±3岁)、受教育程度进行配比的无精神障碍的志愿者122名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病例组和对照组的负性事件［(40.8±50.6）vs.(13.8±21.4)］、家庭实际亲密度［(61.0±14.0)vs.(66.7±11.3)］及适应性［(39.9±12.0)vs.(47.3±9.5)］、积极应对［(25.7±6.4)vs.(36.0±6.1)］、消极应对［(37.3±5.5)vs.(31.3±5.8)］、父母养育方式［如病例组父亲情感温暖(42.6±12.6)，对照组(47.9±10.7)］量表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两组职业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7.2,P0.05)，而病例组医护人员仅1人而无需进行统计分析。 3 讨论 本研究以规范的流行病学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探讨强迫障碍发生的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强迫障碍患者积极应对方式少、消极应对方式多;父亲情感温暖少，偏爱和拒绝多，母亲情感温暖少，过多干涉、拒绝、惩罚多;家庭实际亲密度和实际适应性差，亲密度之差和适应性之差大，负性生活事件多。由此可见强迫障碍患者在个人、家庭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均存在问题，与以往一些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4,6,8,17］。 由相关分析可知，各问卷因子之间存在程度不一的相关性(r=0.19-0.84,P0.01)，为深入分析上述因素与强迫障碍的关系，本研究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对单因素检验阳性的结果进行筛选，结果显示积极应对方式是强迫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消极应对及家庭适应性之差是危险因素。这再次说明个人应对方式与强迫障碍具有密切联系，求助、淡化困难等积极情绪应对方式可能通过减少冲突、焦虑等起到保护作用，而隔离、幻想等消极情绪应对方式则可能加剧患者与外界的冲突，因而促进症状的发生［7,18］。 强迫障碍的发生与家庭功能、成员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19］。本研究发现家庭适应性之差与强迫障碍有高度关联，这提示在临床工作中应该关注患者家庭功能状况，设法动员患者家属介入到患者的治疗、康复工作中，帮助营造良好的家庭成员关系，从而促进患者症状的改善［10］。 在本研究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父母养育方式因子未能进入最终的模型，这一结果表明父母养育方式与强迫障碍没有明显的关联，这与Vogel及Tugreon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20-21］，即现有的父母养育方式与强迫障碍的发生、发展的假说则未能在本研究中得到证实［22］。 以往研究显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与焦虑障碍的发生具有密切关系［23］。然而，有关亲子关系与强迫障碍的研究结论则莫衷一是，例如，Cavedo等人发现父母过度保护与强迫障碍的发生有较小但显著的相关性［24］。较之无精神障碍对照的父母，强迫障碍患者的父母对患者过多惩罚、拒绝，缺少情感温暖、理解、信任和鼓励等［11］。然而，这些研究往往没有控制患者常常伴随的抑郁、焦虑障碍，兼之都是横断面、回顾性的研究，除了可能存在的回忆偏倚和混杂偏倚之外，其结论也因方法学的局限性而不能直接进行因果推断，从而引用这些结论时应审慎。而与上述研究结论相反，另一些研究则发现，较之其他焦虑、抑郁障碍或无精神障碍的对照，强迫障碍与亲子关系没有明显的关联［20-21］。 值得重视的另一个问题，是本研究选用的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可能缺乏探测强迫障碍发生、发展的敏感性。这一推测主要基于Guidano等人［25］的假说。Guidano认为对父母存在迷茫、矛盾的情感依赖的孩子易于罹患强迫障碍。其理论中矛盾情感的特点是孩子不清楚其在父母心中的地位，如被爱、价值、关心等，从而孩子不断在情感确认/否定中徘徊，并很难整合这两种相反的自我价值感。这种慢性冲突就导致孩子对亲子关系持久的观察、反思，完美主义和重复行为随之产生以确保自我作为父母眼中的重要和可爱的孩子。这一假说的验证需要针对性的评定患者对自身及家庭的知觉感的量表，这一要求则超出了本研究及现有的评定父母养育方式量表的范畴，同时这一假说也需要前瞻性的队列研究证实。 此外，本研究选择的对照是医务人员及其家属，而医生中较多的人具有强迫特点［26］，这种情况可能会对本研究中与强迫有关的心理、社会因素的识别造成混杂；但结果显示对照组“医护人员”的职业因素没有造成各因子之间的明显差异，因此“医护人员”这种职业因素不会对本研究的心理、社会因素的识别造成干扰。 总之，本研究发现个人应对方式、家庭关系与强迫障碍具有密切关联，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