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抗诉制度问题和出路.docVIP

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问题与出路 　　一、几个基础性问题 　　(一)我国民事抗诉制度法律依据 　　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总则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在分则第185-188条又对检察院提起民事抗诉的情形、后果、抗诉书的制作、检察员出庭等做了具体规定。此外，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 　　(二)我国当前对检察权的性质的定位 　　“在现代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的框架内，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国家专门机关，这样一种定位，适用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应当说具有一种普适性”⑴。但从以上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法律依据可以看出：我国的检察权不权包括公诉权，还包括法律监督权⑵;而后者，是我国检察权的独特之处。 　　(三)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历史渊源 　　我国民事抗诉制度，“……在中国传统法制模式中无法找到渊源，也不能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中获得借鉴，……来源于前苏联”⑶。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中很早就有检察机关存在，其一般都是行使公诉权，这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监督性”，但毕竟未上升为一种“监督权”。我国目前的民事抗诉制度是在借鉴前苏联以法律监督为特征的制度模式基础上，经过改进而成的⑷。 　　二、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存在的问题 　　(一)法理缺陷 　　1.立法时的体制环境已经发生改变，被借鉴的制度却未改变。我国之所以借鉴前苏联的检察模式，与两国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政权性质方面的极其相似性有关。对于前苏联的民事诉讼模式，张卫平教授认为，“也许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正是绝对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得以运行最恰当的体制环境”，如果将这种模式移置于商品经济的环境中，“其不适应性是显而易见的”⑸。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民事诉讼法分别颁布于1982年、1991年，这时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条件下，私权并不发达，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传统的经济活动主体不再是政府的附庸，其在经济交往中的利益不再与国家利益直接联系，民事主体呈多元化趋势，其权利也还原为真正的私权。民事主体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而产生了对国家保障其自由处分权这一制度供给的“需求”(具体到民事抗诉制度而言，检察院作为公权力，要尽可能地不介入可以由争议双方当事人自行解决的纠纷中)。就政治体制而言，50多年来，我国的建国初期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已有了很大改变。与此同时，我国的检察模式却未进行过相应的改革。从现实运作看，其已日益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应对失灵。⑹ 　　2.民事抗诉制度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司法制度设计。由于客观事实的不可还原性，法院裁判只能基于法律事实进行，它只是作为以公权力为后盾的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种最优选择，而不是完美选择;因为没有其他的更好选择，我们只能接受这种天生就有瑕疵的制度⑺。即在接受法院裁判制度时，我们就已经明确：它不可能带来绝对的正义。为了监督法院裁判，我国设计了民事抗诉制度，并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这是一种带有哲学上终极价值的设计，是要追求绝对正义。如果说法院裁判制度的设计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态度，那么，民事抗诉制度的设计则更多的是基于理想主义的愿望，这是制度设计前提的自相矛盾。 　　再来看法院裁判制度与民事抗诉制度运行中的矛盾。现代各国均强调法院裁判的既判力，认为损害既判力就会降低裁判的公信力。没有公信力，这对法院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基于裁判制度不是完美制度的认识，法院只不过是一个新的权威，正如一位美国联邦大法官所说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总被认为是正确，不是因为我们的判决总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我们是联邦最高法院，我们的判决总被认为是正确。法院丧失了权威，那就连相对的正义也将难以实现了。为了保障法院的既判力，各国鲜有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制度，即便是有，也有极其严格的范围限制(本文下面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运行，意在以监督权保障法院的公信力，但却损害了法院裁判的既判力这一法院公信力的主要支柱，必然减损法院的权威性，导致公众对法院的不信任。 　　支持民事抗诉论者往往认为：我国法官素质不高;理论上，一切有权力者都有滥用权力可能;现实中我国法院较为普遍的循私舞弊、枉法裁判现象，决定了检察院提起民事抗诉合理性。笔者认为：首先，这些论点没有注意到一个真正的根源性的问题??民事抗诉制度对法院裁判的巨大危害性。其次，这些论点指出的是我国法院制度不完善的问题，是法院通过自身改革可以解决的问题，并不能成为民事抗诉制度的必然原因。还要看到，我国检察官的素质也并不高，因为法官素质不高，却要素质同样也不高的检察官去监督，这是悖论。 　　3.民事抗诉体现了国家公权对私权的不正当干预。民事权力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