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杂居区族际互动结构性特征.docVIP

族群杂居区族际互动结构性特征［摘要］无论一个族群杂居区看上去是多么偶然或复杂易变，一切已知的族群结构，从决定族群主体性的内在表征到决定关系格局的族群行为，都是一些彼此互动的共生结构。在动态的视阈中，族群共生格局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物质动因，共生互补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逻辑基础。在认知、情感及伦理道德等层面互动的过程中，作为共生意义的族际共享域应运而生，这也就意味着族群之间因内在必然的要求而自发形成了共时性与历时性、共享性与共轭性相统一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当族群共生结构在时空向度上借助一定的物质条件稳定下来之后，又可以深化为人们能够操作的一套符号系统，特别是当族群作为一种情感主体出现时，共生族群之间具有深刻的自我调适机制。族群共生的过程不仅可能产生新的共生形态,而且能够形成新的物质结构，有利于促进族群关系向更高层次的有序化不断演进。? ［关键词］ 族群；互动；共生；结构 较小族群杂居社区的群体关系研究是西方社会人类学界的一个重要传统，相关研究成果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污秽”论，代表人物为伊里亚斯(Norbert Elias)。他认为，同一区域的两个群体总会存在一方认为自己是本地人，而认为另一方为外来者。本地人强调某些当地文化或生活习俗上的“规范”，而外来者则是此种“规范”潜在的破坏者，因而被认为是“污秽不洁”的。二是“替罪羔羊”论，代表人物为吉哈德(René Girard)。他提出的“模仿诉求”(mimetic desire)与“魔性替身”(monstrous double)之说，说明亲近人群内部的紧张关系使社会骚乱时边缘群体成为“替罪羔羊”。三是“区分”论，代表人物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认为群体认同建立在“区分”的基础之上，通过创造、操弄生活品味的“区分”，一个群体往往借以敌视最亲近也最有威胁的另一个群体。显而易见，西方人类学界这一传统倾向于对较亲近群体间的敌对、冲突及相关“边界”进行放大镜式的解读，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思维特征及分离主义的缺陷，也容易造成对人类群体关系的误解。本文基于跨度五年的参与观察和口述材料考证，采用民族志方法分析概括了一个族群杂居社区族际互动的结构性特征，探析了族群主体多层面的辨证位置以及族群共生的基本属性，从而初步揭示了一种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和分离主义的人类存在方式及对应的认知范式。? 一、共生互补：族群杂居社区形成的物质动因? 经济人类学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各种制度历来就是与各种社会活动及其制度(包括宗教、礼仪、神话等)“嵌和”在一起的,只有从整体上考察人类社会,深入到不同社会各自的深层结构(包括心理结构、象征结构、神话结构等)中去,才能洞见经济的本原,再现“人―社会―经济”的系统关联。同样，我们如果要了解一个族群杂居社区的群体关系及其结构性特征，物质层面的历史考察无疑属于一项基础性工作。? 本文考察的族群杂居社区――哈巴村，位于藏彝走廊西南端滇、川、藏三省交汇处，是历史上族群迁徙和政权拉锯的重要地带，现隶属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根据哈巴村村委会2009年8月份统计的数据，哈巴村现有总人口3722人，其中纳西族1711人，汉族730人，彝族373人，回族536人，傈僳族319人，其他53人，属于一个典型的族群杂居社区。有关哈巴村的历史，村里没有人能说得出具体的时间，“大概有四百多年”或“三四百年左右”，相关历史叙事往往追溯到“木老爷”或“木天王”。尽管流传的众多神话故事或传说存在诸多出入，但有两点可达成共识：一是“哈巴”一词为纳西语，是为“金花(杜鹃花)”之意――这意味着哈巴村最早的居民是讲纳西语的群体；二是哈巴村最早的居民与木氏土司有密切关系，在明朝统治时期从丽江一带迁移至此。? 哈巴村多族杂居格局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制度紧密相关。根据资料记载，木氏土司征战康区的过程中采取了移民屯戍的策略，每夺取一要地，便“屠其民，徙麽些戍之”。这些移民亦兵亦农，战时出兵役、劳役，闲时开荒耕种，所交赋税以人头合计，这促使了金沙江一带产生了大量可耕种的田地。到了和硕特部统治时期，属卡制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在最大领主下分若干热乌，分领660户；再下分若干大小不同的属卡，额定庄户和份地。属卡制度“认甲不认户”，即属卡内的民户在差役、赋税上不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而是通过属卡发生关系。然自康熙十三年(1674)以后，属卡内很多民户通过各种关系取得了免除劳役、赋税的特权，以致服差役的户逐年减少。由于过去总役税数额并没有相应减少，属卡及其庄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困难。?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无论是绝大多数属卡还是庄户，都非常欢迎外来移民开荒耕种，而此时内地人口越来越密集，时局又极不稳定，特别在四川地区，抢劫之风盛行，于是多有从四川盐源一带逃难至此地落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