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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中国文化中有没有创新的基因? 我们老祖宗玩过“创新”没有? 我们讲创新时,有没有文化上的底气? 论中华文化的创新精神 王鸿生(中国人民大学) 任何一种文化都通过传承而延续,通过创新来发展。传承是文化存在的形式,创新是文化进步的灵魂和发展的动力。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种文化能长期延续而不至于衰亡和湮灭,其中必有创新的精神贯穿与支撑。 绵延久长的中华文化,无论古代的延续还是现代的转型,都体现出独特的生命力和创新精神,对此可从文化理念、制度建构、科学技术、中外交往四个角度进行探讨。 此四个方面是: 其一,中华文化的深层有一种达变求新的理念,它贯穿古今,是其发展之魂。 其二,中华民族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创新,是进行了化成天下的制度建构,在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实现了多民族的共同发展。 其三,古代中国人以天工开物的情怀做出了众多技术发明,对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 其四,中华文化还有纳新接远的气度,曾主(被)动接(受)触和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身,成为世界上惟一“三教九流”聚会的文化(实际上是五教,儒释道+伊斯兰+基督)。 这都是中华文化丰厚的软实力,有助于其在21世纪的全面复兴。 一 、达变求新的文化理念 地球上的生物有适应环境、不断进化的特点,但只有人类才有自觉的创新意识。这种自觉的创新意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沉淀为一种文化的理念,成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从而深刻地影响一个民族的长期发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强健的生命力,其中自然蕴含着富于特色的创新理念和精神力量。 根据《大学》的记述,古代汤之《盘铭》上便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文辞。这是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刻在器皿上用以提醒自己的文辞,显示了华夏文明初期就有的一种“日新”精神。反映华夏先贤在人文世界里崇尚进取求新、不抱残守缺的文化气质。 此外,《尚书》中周代的《康诰》上有“作新民”的表述。《诗经·大雅·文王》上则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颂词。周代的这种“作新民”和“维新”理念,和汤之盘铭的“日新”精神一脉相承,而且表述得更加具体,都明确表达了中华先民“达变求新”的文化理念。 在《易经》中,这种“求新”的精神以更普遍的文化理念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易经》首卦的《乾》卦,其《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是从阳刚强健的角度理解“天道”,进而将“天道”作为“君子”“奋发图强”的依据和生命动力的文化理念,即天道强健,人当效之。这实际上就是倡导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也就是倡导达变求新的精神。 由于《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乾》卦蕴含的这种自强和进取的精神,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它贯穿古今,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支撑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 另外,《周易》第四十九的《革》卦,还直接表述了“顺时应变”的理念。其《彖》(tuan)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其《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周易》的立足点是“变”,《革》卦是专门论“变”。“革”就是变革,就是“革命”。由于《革》卦之后是《鼎》卦,“革故”就和“鼎新”联系一起。其《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杂卦传》更是明言,“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所以,在《周易》的理念体系中,“革故鼎新”是联为一体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古代中国,《周易》所表达的这种顺时应变、革故鼎新的理念,最直接地体现为政治领域里“革命”和“维新”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但贯穿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史,也一直延伸到昨天的革命和今天的改革。(所谓“与时俱进”)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各家在文化理念方面争鸣不已。其中道家对“道”的探索和理解,儒家对“仁”的思考和践履,墨家“兼爱、尚贤”的主张和对物理现象的研究,法家“以法治国”的理念和实践,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也最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文化“达变求新”的精神气质。其后汉代《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历史研究方面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是把古代圣贤“达变求新”的理念转换为“通变求知”的史学追求。北宋的王安石在推行其新政时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列传》)的思想,则是根据政治活动的需要应用和发挥了古人“达变求新”的理念。 在晚清,洋务派大臣和理论家认识到这是一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他们首先从“变器”的层面来应对这场变局,随之康有为等维新派还进行了“戊戌变法”。其后发生了“辛亥革命”,民国时期,中华文化的发展真正进入了一个“变革”和“日新”的时代。 民国时期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文化本身的变革。当时中国社会是在内忧外患中运行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能再给人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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