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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国家、礼制及道教互动考论摘要: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关系为:一是国家礼制吸纳道教,如直接纳入礼典、将祖宗神御置人道观、礼仪实施中吸纳道教等;二是国家多方扶植道教,主要表现在政治支持、经济赏赐、大修宫观以及临幸、题画等方面;三是道教参与国家礼制,这一点在吉、嘉、宾、凶等礼上都有所展现;四是道教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娱乐上。不过,道教对国家及国家礼制也有危害,主要表现是扰民惑众、违礼犯分和劳民伤财。 关键词:宋代国家;礼制;道教;互动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4-01 56 06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亦有赖于礼。欧阳修曾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凡此均说明礼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而,在宋代道教世俗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儒道二教的融合更为广泛、更为紧密的情况下,道教对礼制及国家产生了那些影响?而宋王朝是如何回应道教的?本文将结合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来对该问题做一梳理。从该角度进行专文论述者,迄未发现。故笔者不揣谫陋,略抒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国家礼制吸纳道教 宋真宗曾言“道、释二门,有助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訾,假使僧、道士时有不检,安可废其教耶?”由此可见宋真宗对道教的宽容。事实上,“道教在有宋一代基本上是得到保护的”。这为宋代礼制吸纳道教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今检史籍所载,宋代礼制确在不少地方吸入了道教元素。其具体情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直接纳入礼典。如《宋史·礼志》(以下正文简称《宋志》)载,神宗时命龙图直学士宋敏求同御史台、阁门、礼院详定朝会仪注,有《阁门仪》、《徽号宝册仪》、《斋醮式》和《金策仪》等。其中的《斋醮式》和《金篆仪》就属于道教仪式。又,宋初礼文中的一些大祀,如九宫贵神和东西太一等都是道教仙尊。最为明显的是,宋代的标志性礼典《政和五礼新仪》,其所定大祀“阳德观”与“坊州朝献圣祖”以及中祀宝鼎、牡鼎、苍鼎等,均与道教有关。 二是将祖宗神御(图像)置人道观。如景灵宫、永安县会圣宫便置有太祖神御,而凤翔上清太平宫、鸿庆宫则置有太宗神御。其中,真宗神御置于道观者尤多,除上述宫观之外,还有玉清昭应宫和崇先观等。皇帝图像进入道观,在使道观地位崇高的同时,也还有另外两方面作用需要注意:一是列于道教尊神左右的皇帝图像,在人们天长日久的祭祀下,其人间帝王的味道可能逐渐淡化,而天上仙尊的形象则会日益突出,随之而来的则是皇帝个人及其世系被神圣化,这正是国家将祖宗神御置人道观的根本目的。二是那些进入地方道观的皇帝图像,给了普通百姓一睹圣容的机会(尽管这些图像与真容尚有差距),随着时问的推移,人们就会觉得这些图像熟悉与亲切,而这不仅有利于国家祭礼世俗化与官方礼制下移,同时也有利于皇权深人人心。 三是礼仪实施中吸纳道教。首先,祈雨礼中有道教因素。如扬州水旱时,道士王文卿便应“主上宣祈求雨泽”,其祝云:“大宋皇帝命臣祈雨,雨要滂沱,风要拔树,扬州千里之内,并要露足,借黄河三尺,急急如律令。”。其次,恭谢礼中有道教因素。仁宗在为真宗加谥过程中,即有“谢玉清昭应宫”。再次,郊祀礼中有道教因素。郊祀本为国家最隆重的祭祀,但宋代该礼中也出现了道教因子,史载,“徽宗崇尚道教,制郊祀大礼,以方士百人执威仪前引,分列两序,立于坛下”。此外,其他礼仪中也有道教因素。篇幅所限,不复赘举。 四是创设与道教相关的节日。如三元观灯,《宋志》言“本起于方外之说”。“方外”虽指言行超脱于世俗礼教的僧道,但“三元”,据《道藏》等文献记载,则属道教内容。因此,三元观灯与道教息息相关。又,徽宗时创设的不少节日也源于道教。如二月十五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降圣日的真元节、八月九日青华帝君生辰的元成节等。这些与道教相关的节日,在宋代均成了嘉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宋代国家礼制对道教的吸收,既有文本规定,也有具体实践;既有平时的节日,也有重大的祭祀;既有吸纳的一面,也有利用的一面。之所以如此,既是儒道二教紧密融合的体现,也是宋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处理日益成熟的表现。 二、国家对道教的扶植 宋朝廷除了上述在礼典、礼仪等方面直接或间接给予道教一定支持外,还通过其他方式对道教进行了扶植。而这些扶植对于宋代道教的发展与壮大以及在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巩固与提升等,则显得更为重要、更为关键。以下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不同寻常的扶植。 其一,政治支持。如景德二年曾赐予僧道紫衣、师号。而太宗时,“令诸州禁还俗僧道赴举”,则客观上有利于道士队伍的稳定。又,国家大礼中也有道士班位,如御楼肆赦仪,“有司设百官、亲王、蕃国诸州朝贡使、僧道、耆老位宣德门外,。国家大礼允许道士参与,也是对道教政治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