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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华派”3.0一代渐崛起 2011年10月，美国著名东亚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在81岁高龄推出倾十年心力之作《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香港译本译作《邓小平时代》），成为被西方精英热议的中国研究巨著。其繁体中文版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 这本书的推出，也是美国“知华派”对中国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代表着老一代“知华派”的高峰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头号中国通”费正清，到傅高义，再到今天在中美外交和学术界扮演重要角色的新生代“知华派”，折射出了一部曲折前进的中美关系史。 “老一代的美国知华派，缘于与中国的特殊历史渊源，加之冷战两大阵营对华打压的大环境，对中国普遍持同情怜悯的态度，呼吁美国对华友善并给予战略援助。但在新一代知华派眼中，中国已经成长为可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新兴经济大国，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构成直接的挑战和威胁。这是一个研究心态上的根本不同。”南京大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蔡佳禾说。 “知华派”1.0一代：费正清、鲍大可、傅高义 大概没有人会质疑，费正清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为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他一手创立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后改名为“费正清中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中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掀起了一股“谁抛弃中国”的政治运动，一批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官和学者受到隔离审查，甚至被剥夺担任公职的权利。在这种形势下，与中国高层和知识精英颇有交往、预言新中国即将到来的费正清，能顶住压力在哈佛成立研究机构，不能不说是一种有勇气的创举。他创建中心的主旨就是把真正的中国和对其的客观研究呈现在美国主流公众的视野中——“正在积累实力成为国际秩序领导者的美国，必然要了解另一个曾经伟大的文明历史。” 他于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向当时对中国知之甚少的美国民众介绍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在数十年中重印数十次。尼克松在做访华准备时，《美国与中国》即是他案头的首要读物。与此同时，费正清也是煌煌十五卷《剑桥中国史》的两位主编之一。 而除了具有政治远见和研究功力，费正清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培养了一大批在未来发挥核心作用的下一代“知华派”。他善于从对亚洲有兴趣又天资聪慧的学生中发现可塑之才，给予他们最好的研究资料和硬件环境。经他栽培的学者如列文森、杜维明、孔飞力、柯文、入江昭、李欧梵、余英时等人，日后都成为美国一流大学中国研究领域的翘楚，不少人还进入政界，成为美国对华战略决策层的重要智囊。 与费正清相比，鲍大可（A.Doak Barnett）的名字并不为一般人所知，但他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做出的杰出贡献却值得铭记。 鲍大可1921年生于上海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他的父亲鲍乃德1910年来华从事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从此全家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鲍大可在家中排行最小，其兄长罗伯特·巴奈特在约翰逊政府时期曾任助理国务卿，对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起过积极作用。鲍大可的其他兄弟姊妹也均从事教育和对华民间交流事业，可谓地地道道的“知华派”家族。 “二战”期间鲍大可在耶鲁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并随后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复员后重回耶鲁研习东亚语言，1947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开始了他长达五十年的中国研究之旅。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1947-1950年间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报道中国和东南亚事务。记者生涯让鲍大可亲眼目睹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并用客观但不失感性的笔触记载了大转折年代的中国社会和民众百态，其报道不少为当时的美国报刊所转载。正是源于对中国社会的感性认识，鲍大可在其日后的研究生涯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罕见的对华积极友善的态度。当时，他在关键时刻总能比美国公众和华盛顿精英更能持一种客观全面的立场，即使在遭遇各种风波和挫折后依然保持乐观。 鲍大可推动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在约翰逊政府时代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在1966年的富布莱特美国对华政策听证会上，鲍大可提出了著名的对华“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建议，指出“以往孤立中国的经验证明是不合理且失败的”，进而主张在恢复进行大使级谈判的基础上与中国寻求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他的观点在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客观上激活了华盛顿对华政策的新选项。 1968年，鲍大可又和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一道，通过基辛格向尼克松提出美国走出越战困境和改善对华关系的具体建议。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鲍大可起到了舆论和政策双助推的重要作用。与鲍大可素有往来的中国学者资中筠曾撰文称赞他：“在每一个（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关头，都留下他锲而不舍的印记。” 除了在“术”方面积极推动中美关系，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