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用“穷人经济学”践行党宗旨.docVIP

蔡昉 用“穷人经济学”践行党宗旨我不把从事经济研究看作是致富手段，而是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如今，他正乐在其中 “一片黄树林把道路一分为二，遗憾的是我不能分身走两条路；我选择了那条较少有人走过的，于是一切都完全不同了。”这是蔡昉翻译的外国诗人罗伯特·福罗斯特的一段诗句。翻译时，或许，蔡昉自己也心有所感。 蔡昉曾经说过，做一个严肃的研究者很艰苦，但他愿意继续在这条研究路上走下去，并希望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 做研究苦，但看着自己的成果能造福社会，那曾经孤守书斋，在理论世界穿行的枯燥都值得了。如今，蔡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同时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他也是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十八大当选代表。从如上社会职务可知，蔡昉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不论是在学术研究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都获得了高度认可。 穷人的经济学家 “我从事经济研究的领域，可以用农村包围城市来形象地表达。最初是进行农业、农村问题的研究，继而通过探讨中国奇迹之谜，而涉及到发展战略和整个经济改革……在对于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中，我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蔡昉 蔡昉1956年生于北京，“文革”开始，在北京上小学的蔡昉，还未来得及与北京的伙伴们一起上演《阳光灿烂的日子》剧情的情景，在小学的最后一年，被送到了山西的小镇读书。他的同学大部分是农家子弟，他和他们一起放羊，割草、打柴……这大约是蔡昉第一次接触农村，也为他以后深入研究农村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是他的另一段在农村的人生体验。那时，蔡昉的人生字典里还从未出现过”学者”这个字眼。当时的人生理想，不过是能够顺利招工回城，做一名普通工人。但个人的命运在社会大变革下，开始有了不一样的选择。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时年22岁的蔡昉，正是最好的年华，在周围年轻人兴致勃勃奋战高考的感染下，也拿起书本，开始向象牙塔迈进。在中学老师的指点下，蔡昉选择了农业经济为第一志愿。 蔡昉如愿以偿地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本科，当时，他对农业经济并没有产生特别的兴趣，反而是对经济理论，开始有意识地去学习，并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经济学书籍。1982年，蔡昉考入了被称为政府智囊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在社科院，他先后师从张思骞和刘文璞两位老师。导师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乐于调研的“脚板精神”，让蔡昉受益终生。 1983年暑假，蔡昉和几位同学受当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委托，前往江苏、安徽等地调查“卖粮难”。这是蔡昉第一次做专业性调查研究。调研中，蔡昉看到“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凤阳农民，仅仅因为包产到户这样的改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劳动表现，从而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乃至中国的命运。他在那次调研中深刻感受到政策对社会现实的重要意义。读研究生期间，除了江苏和安徽，蔡昉还分别到山西、湖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调研，走过了大江南北，广泛地了解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等问题。接触越多，带给他的思考也越多，他开始认真思索中国“三农”的发展途径。 研究生毕业后，蔡昉曾经出国进修。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食品研究所的图书馆里，“夜深人静时，我结合在国内思考过的问题，凭着半生不熟的英文，读了一些著作和文章。当时主要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农业组织问题，一是农业比较优势问题。” 回国后，蔡昉以要不要农业保护为题，提出议论。在各种争议和讨论中，他慢慢地把自己的思路理清了。同时他对中国整个农业问题的观点也逐渐清晰起来，并且渐成体系。这一时期，蔡昉有两个标志性的研究问世，其中之一是《比较优势与农业发展政策》。在当时，这是第一次有人把中国农业经济改革的微观激励机制与宏观资源配置格局结合起来，把是否发挥农业比较优势问题作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最终完成的标志。 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些学者呼吁对农业实行保护。蔡昉和其他专家学者则认为：在中国农业人口仍然占巨大比重的情况下，搞农业保护只能是不彻底的，其结果是一个没有赢家的博弈：农民没有得到充分保护，消费者白白多掏了腰包，政府不堪财政负担和政策执行难度。对农业实施价格保护与对农业进行价格剪刀差式的征税一样，都是扭曲的政策。这种政策倾向是制约中国农业经济改革最终成功的根本障碍。其后的发展，也验证了蔡昉及一些专家学者当年的思想和观点。 他的《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中国正在进行的农业改革》《穷人的经济学》《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等著作奠定了他在农业经济学和“三农”问题研究上的学术地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说：“世界大多数人是穷的，如果你懂得了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