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生“有话可说”及“说好”.docVIP

让学生“有话可说”及“说好”王丛： 近年来语文高考多出材料作文。材料作文成为语文高考的最佳作文方式，因其将阅读与写作、理解与表达、输入与输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 孙志毅： 何止是“近些年”，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20多年了。应该始于１９８４年。那年的作文题就是“根据所给材料，写一篇对中学生作文的看法的议论文，题目自定。”此前，高考作文基本有两种形式：一是政治色彩、意识形态色彩浓，与时局密切相关的作文题，如1962年的《雨后》。此类作文题基本上就是写社论，这种模式在“文革”后还延续了两年，如1977年的《我在战斗的这一年》。一种是读后感，有的是读文，有的是读画。前者如１９８０年的读《画蛋有感》，后者如１９８３年：根据一幅题为“这里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的漫画，写一段关于画的说明文字，并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王丛： “材料作文”的材料要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晓畅明白；二是有教化意义，即对学生的成长有导向的作用。（说“教化”不说“教育”，因教育太嫌生硬，教化则有自然引导的涵义。）这样，学生才能有话可说，而让学生有话可说的作文材料才是好材料。即便高考因选拔而需要分高下，作文的高下也应在写得“好不好”，而不应在“写得出写不出”。故意出让学生无话可说的作文材料或作文题目，是出题人把学生当做敌人当做自己的玩弄对象了，是心理变态，即便是高考，也不应如此。 孙志毅： 依我看，怕师生猜题、押题是发明“材料作文”的原始动机。至于“让学生有话说，但说好不容易”是附带的、客观的效果。命题好的话，应该让考生有话说，不同层次的考生说不同层次的话。这既能体现一下“教育公平”的理念，也能区分出三六九等来。平素的作文教学岂不也该如此？你命了《我的父亲》这个题，就有个别学生无法写（单亲、遗腹子等）、不想写（父子关系紧张，不想提他）。你命了《论科学发展观》，替领袖想“国是”，考生就会“无话说”。所以我还是主张所命之题要让所有考生都能下笔。但我不同意你说的“晓畅明白”。因为拿到命题材料之后须经过一番思索（特别是能“多元解读”的材料），即所谓的“审题”，寻找到新颖的立意角度才好。光追求“晓畅明白”，是否会回到“文革”前的僵化模式？如1977年的《在红旗下》，1978年的《论实事求是》。 王丛： 今年辽宁的作文题的材料，讲述的是一位女钢琴家穿着朴素在舞台上演奏钢琴，这一举动引起了争议。而女钢琴家说“音乐应该隐藏在衣着背后”。拿上述标准衡量，这个材料就不够晓畅明白，所谓“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所云。是提倡朴素？是讲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学生不知道材料说的是什么，自己也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据说“考生纷纷表示，今年的作文题目有些难度，不好把握”。 孙志毅： 这似乎不是命题有“难度”的问题，而是命题表述不清所致。“音乐应该隐藏在衣着背后”？不对吧？这是钢琴家口误，还是命题人糊涂？我理解这个故事是想说“华丽的服装应该隐藏在音乐的背后。外行听音乐会往往会犯买椟还珠的错误”。它的“教化意义”应该是不能主次颠倒，不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让我想起一个小提琴家的故事： 说欧洲一个声名显赫的小提琴家将在某地演奏。广告上说，他的小提琴价值五千美元。有一些听众为了看一看那价格昂贵的乐器，跟着音乐爱好者蜂拥而至。那把引人入胜的小提琴发出了异常美妙的琴声，使听众如醉如痴……一曲终了，余音袅袅。正当不少人惊叹于那具宝贝乐器的魅力的时候，音乐家突然转过身来，把小提琴在椅背上猛摔一下，那珍贵的乐器立刻粉身碎骨了。观众莫名惊诧。主持人宣布说：“各位，请静一下，此刻摔坏的并不是五千美元的，而是七十美元的普通小提琴。音乐家为什么这样做，这个嘛，各位是会清楚的。现在，要以真正的价值五千元的小提琴来演奏了。”这个小提琴家是帕格尼尼？还是谁，我忘了。但与考题有类似的“教化意义”…… 王丛： 今年浙江的作文题材料是一则故事，讲述了作家上中学的女儿，成绩平平，她的班里总共有50个人，每每考试，女儿都排名23，久而久之，便有了“23号”这个雅号，她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中等生。但在母亲刘继荣眼里，女儿是个想要成为英雄的人。但女儿歪着头想了想，认真地告诉母亲说，老师曾讲过一句格言：当英雄路过的时候，总要有人坐在路边鼓掌。她轻轻地说：“妈妈，我不想成为英雄，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拿上述标准衡量，这个材料就缺乏教化意义：从材料的思想倾向看，是提倡学生要有平常心，甘于做为别人鼓掌的人；但出题人似乎忽略了，平常心应该是成人而非学生应有的心态，是对现实而非对人生目标应有的心态。 一个学生的人生目标是为英雄鼓掌而不想成为英雄，这是平庸，不是平常。所以，这个省的考生可能会因面临两难的抉择而觉得不好下笔：肯定“为英雄鼓掌”就鼓吹了平庸，提倡当英雄又违背了材料的主旨。 孙志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