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发展观认识上源与流的差别》.docVIP

　　《对社会发展观认识上源与流的差别》----社会主义论文 --《对社会发展观认识上源与流的差别》 摘要:梁启超、陈独秀都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二者在启蒙国人的路径上又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比较二人倡言的“新民”与“新青年”之间的异同,可以观察到他们对社会发展观认识上源与流的差别,这种差别也最终促成他们同途殊归之结果。 关键词:梁启超;陈独秀;社会发展观 梁启超和陈独秀同为近代中国思想巨子,一在戊戌维新后吁呼新民,“以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为己任;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倡导新青年,树起科学、民主大旗,为新文化运动之嚆矢。“新民”与“新青年”虽都强调要塑造区别于“旧国民”的新人,都认为要从转变国人的世界观和思想认识入手来振兴腐朽没落的国家,但具体内容又有很大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西方理论的阶段性传入,对西学不同程度地接受和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的不同,形成了倡导者社会发展观的差异。 一．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随后在该报“论说”栏里,一口气列出了17条新民标准。在好友汪孟雏的帮助下,自信“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2]的陈独秀于1915年开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称《新青年》),呼吁肩负未来中国发展大任的青年应“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与陈腐朽败的思想“不作牵就依违”[3]。“新民”与“新青年”先后被提倡,目的皆是为了启蒙思想、重塑国民、建设新国家,其具体内容既表现出历史性的承续,又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梁、陈都着重以塑民德、启民智、复民力的方式建设国家,因而在政党斗争、政体模式上都保持低调、平和的态度,转而强调国民政治能力的提升。梁启超在《新民说》最后一文《论政治能力》中,认为立宪和革命二者相辅相成,“革命主义进一步,则立宪主义必进一步”,“立宪、革命二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现政府则一而已”。救国以养成国民能力为急,“国存,则我主义虽或消灭”,但目的已达。[4]陈独秀早在创办《新青年》之前就已认识到“一国人民之智力,不能建设共和,亦未必宜于君主立宪,以其为代议之制则一也”[5]。与梁“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6]的观念相似,陈也认为当前国民之智力,“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5],因而在创刊《新青年》之始,就抱定以“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为初衷[7],在教育、实业和政治能力的关系上,强调“政治进化在水平线以上,然后教育实业始有发展之余地”,主张国民运动并以之为标杆反对“事每不易成”且“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的党派运动。[8]其次,二人对崇力尚武都给予极大关注。梁启超认为尚武者乃“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9],要重新养成尚武精神,需具备心力、胆力和体力。陈独秀虽然没有系统的论证和强调,但也流露出与梁启超大致相同的观点,在其发表的多篇文章中,与梁启超的三力相对应,分别提出新青年应“自居征服To Conquer地位,勿自居被征服Be Conquered地位”和具有以善斗不屈、体魄强健为特征的“兽性主义”。[10]作为活跃的政治活动家,陈的这种尚武态度还体现在其参加一战的立场上,欲通过对德宣战使“吾弱者始有偷生之余地”。[11]并且梁、陈皆只强调在对外方面崇武,以保国存种为目的。梁启超的论述中处处不离这一宗旨,同样,陈独秀也不主张以武力解决国内南北问题,“武力,用着对外,不许用着对内”。[7]同时,无论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新民,还是要对历史、政治、社会、家庭“一一除旧布新”的新青年,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对当时国家社会的一种反动,因而两人都强调新民与新青年要有坚强的毅力,且对此问题的论证手法也极其相似。梁启超认为“天行之为物,往往与人类所期望相背”,“人类向上进步之美性,又必非可以现在之地位自安”,寄希望于知天下事且能力行而终者,不因畏惧阻力而“放弃其责任与齐民伍”。[12]陈独秀也从天道与人道关系,以及“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痛心于“未尝无推到一时之慨,澄清天下之心,然一遇艰难,辄自沮丧”的抵抗力薄弱之贤人君子。[13]梁、陈皆从自然运行与人类社会的矛盾和人类进化的内在需要两个角度出发,看到肩负进化之责者将会面对的顽强阻力,把成功与否寄托于其毅力的有无。以建设民族国家为鹄的、持乐观态度看待当时局势的梁启超,相比强调个人独立和自由、悲观色彩更加浓厚常正话反说的陈独秀,其思想差异指导下的新民和新青年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尤其表现在对待传统道德和人生目的两个问题上。《新民说》开篇明意,认为一国能立于世界,其国民须有于历史文化的独特精神,因而梁启超着重以回溯的方式,参照“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一方面从历史中找寻符合他要求的传统并“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同时“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14]站在调和的立场上,从其认为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