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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起中英文化教育交流之桥》----文化教育论文 --《架起中英文化教育交流之桥》 [摘　要]李约瑟在近代中外关系史及文化教育交流史上是一位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他倾毕生精力撰著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固然是一座丰碑,他在抗战时期来华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所从事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也是一座丰碑,因为中英科学合作馆不仅为战时中外科学界、代写硕士论文教育界的沟通与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成为李约瑟设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原型及模式。与历来由传教士、外交家扮演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主角不同,李约瑟堪称科学家从事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典范。 [关键词]李约瑟;中英科学合作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教育交流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又名尼德汉,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他倾毕生精力撰著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为中国科技史及西方中国学的研究树立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丰碑;他在抗战时期来华所从事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及其业绩,在近代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史上谱写了绚丽多彩的篇章。李约瑟曾自谦道:“我不是汉学家”[1](p.36),但他被公认为“当代利玛窦”。 中外学界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术价值及李约瑟的学术思想已多有论述,但有关李约瑟早期来华所从事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则迄今尚未展开充分研讨。近年来,作为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出版的二百多万字的“李约瑟研究著译书系”中,含有《李约瑟文献50年(1942—1992)》、《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画传》等分卷,内中辑录有关李约瑟于1942年至1946年间执行援华使命的大量文献、数据、图片等第一手珍贵资料。 本文即以这部大型资料集为基本史料,并参考有关李约瑟研究的先期性成果,着重考察抗战时期李约瑟受英国外交部及英国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的派遣和资助,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访华团”,代写硕士论文代表英国皇家学会来华进行文化教育交流活动的业绩及意义,兼论这一时期他对促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立,创建国际教育科学交流与合作机构所作出的贡献,以期发生在民国时期的这一段重要的中英文化教育交流得以彰显,进而有助于推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 一、架起中英文化教育交流之桥 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于伦敦南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擅长麻醉术的名医,母亲是一位“很有‘艺术气质’”[2](p.3)的钢琴家和作曲家。由于母亲是后母,童年的李约瑟饱尝了家庭纷争之苦。据李约瑟自述,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科学的钻研精神和全力以赴的工作热情,而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宽阔的胸襟和勇于创新的品格,从而在家庭纷争中得以保持自身的平衡,这“使他的心灵永远处于架桥的状态之中,永远谋求调和,谋求使分裂的东西结合起来”[3](p.3)。这种态度后来成为李约瑟人生观、价值观的基调,并表现在他对待科学与宗教、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等若干重大问题上。 1914年,李约瑟入爱尔兰诺普顿郡昂德尔公学(Oundle School)学习。在这所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中学里,李约瑟深受校长桑德森(F..Foster)的《生理学史》、丹皮尔(Sir ather)宣称:“《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将在科学史上列为李约瑟的杰作而流传下去,必将成为达尔文以来生物学上一部真正划时代的名著。”[4](p.5)10年的学习和工作,不仅使李约瑟受到了科学研究的严格训练,而且也使他深刻理解和系统把握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为日后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奠定了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是李约瑟一生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1931年6月29日,第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伦敦科学博物馆召开,李约瑟应邀出席。 围绕着大会的主要议题“科学和世界史的一体化”,各国代表展开了热烈的研讨,特别是苏联代表团成员赫森(B.Hessen)在会上所宣读的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科学与人类生产实践、社会经济背景的关系的论文,在李约瑟的思想上引起了深刻的共鸣。他后来说:“1931年俄国人的闯入,科学史的内因和外因之间的讨论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要说明为什么欧洲才是近代科学的诞生地,这一点将非常困难,但更困难的是,怎样来说明这种发展何以不在中国或印度发生。”[5](p.386) 正当李约瑟逐渐转向科学史研究之际,上苍仿佛又特意为他作了戏剧性的安排。1937年,燕京大学的沈诗章、金陵大学的王应睐和上海雷土德医学研究所的鲁桂珍来到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李约瑟与他们频繁接触,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人类历史上的若干很基本的科学技术发明于中国,那种认为只有西方创造了人类的科学和技术的观点是极为荒谬的。从此,李约瑟“对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