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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魏晋南北朝游览文学兴盛原因摘 要：“游览”作为一个文学主题，最早见于梁代萧统的《文选》。《文选》分别在赋、诗中设此类别，并收录相应作品。可见，当时人们已对游览活动、自然景物进行有意识的关注。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游览文学兴起也有其自身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当时人们生活趋于多样，人们审美趣味的提高，道家玄学、佛教两家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游览；原因 游览作为文学题材，首见于昭明太子《文选》。《文选》在所选诗赋中设立“游览”类别。赋中“游览”有3首，涉及游走活动的赋作类别还有京都赋、郊祀、畋猎、纪行、宫殿、江海、物色。诗中“游览”有23首，涉及游走活动的诗作类别还有公宴、祖饯、行旅等。这些词都涉及人的游走活动，而且暗含人对周围景物的观览活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游览活动是文人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游览不同于其他的游走活动，游览是人纯粹的审美活动，类似于今天的旅游活动。这就意味着，此时人们对自然山水的态度，从上古时期的比德山水转变为纯粹的欣赏、审美，山水景物不再是人道德、功利目的的附庸，而是人们情感的寄托和发泄口，是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转变是对后来唐代山水诗派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文选》中的游览文学兴起绝不是偶然，也不能仅看成是个人随意所为，其背后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 第一，魏晋南北朝人们的生活趋于多样。一方面，由于当时战乱频繁，朝代更迭，使身处其中的人们缺乏生存和生活的安全感，连生存都艰难，更何况儒家提倡的建功立业的不朽理想了。苦闷中的人们放弃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苦苦求索，寻找新的安慰和寄托。于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人们寻求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畅游天地，寄情山水。正如王粲在《登楼赋》中开篇所说“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另一方面，人们在宇宙永恒而人生短暂的对比中，很早就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悲叹。他们感悟到“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曹丕《芙蓉池作》）、“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谢混《游西池》），于是在及时行乐和“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伤感情怀影响之下，人们索性任意放开怀抱，借大自然以解忧、舒怀，“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芙蓉池作》）。 此时人们游览的形式大致有三种。在聚会和宴会过程中，安排游览活动是当时人们最喜欢的一种活动形式。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的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的金谷集会（《金谷诗序》）和“流觞曲水，列坐其次”的兰亭集会（《兰亭集序》）。其次，三月三等传统节日给了人们聚会同游的机缘。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三月三，原为上巳节，主要是为了驱邪、祈福，到了魏晋以后，慢慢增加了踏青游春的娱乐成分。如颜延年《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再次，还有一种形式特殊的游览，即侍游。游览者的身份、地位不平等，有处于尊贵的君主、贵族，也有处于附庸地位的臣子、文人。因此，侍游者游览重点不在于自我身心的舒展，而是愉悦统治者，所以诗歌中透露出来的政治意味浓厚，字里行间多为赞誉、奉承。 第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审美趣味的提高。首先，人们对大自然的态度发生了质的转变。从孔子时代“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山水，转变为“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的纯粹的审美和欣赏，更加突出大自然的本质属性和形式特征。在人们心目中，大自然不再高高在上，不是理想人格的化身，而是人的朋友，是人可以亲近的对象。在诗、赋、序、书等多种文体中出现了描写自然风光的片段，还出现了不少名篇、名句。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还有谢灵运的诸多诗歌。尤其是《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句，把池塘作为描写对象，诗人在旁欣赏风景，陶醉其中。这是一种诗化的景物，比自然景物本身更具美感，非诗人倾注身心不可得。自然山水不仅是人们审美的主体，并且成为人们解忧、舒怀的载体。人们往往在游览的时候触景生情，大发感慨。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游览者在欣赏景物的时候，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其中，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升华，起到了涤荡灵魂的作用。如“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其次，人们逐渐认识到游览活动能给人带来独特的体验和感受。人们不是步履匆匆地从出发地赶到目的地，而是信步闲游，身心放松，只为享受游山玩水这一过程。沈约在前往东园的路上，采用的方法是“聊可闲余步”。在游览诗中，诗人往往会交代自己的游踪，并且随着游踪的变化，展开对景物的描写。如徐敬业《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登陂起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