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新药创业生态.docVIP

改变新药创业生态2001年，我创办了Epitomics。在科学上，兔子抗体比老鼠抗体有更多优势，所以我希望通过兔子抗体技术平台，打败老鼠抗体技术平台。现在全球90%以上的兔单克隆抗体产品都是由Epitomics提供的。今年3月，我把它卖给了Abcam，1.7亿美元。我们强于产品，差于渠道，而Abcam在抗体试剂方面是全球最大公司，渠道能力很强，弥补了我们的缺失。 从39岁创业到现在50岁，走过人生这10年历程，心中很是复杂。一方面很有成就感，觉得走了值得走的路；另一方面又感叹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就这么过去了。当然，给社会、给投资人、给科学界，留下的是蛮好的东西。人到这个世上来，得到很多美好的东西，同时又把很多美好的东西奉献出去。 公司出售以后，很多人问我接下来干嘛？我也不知道。我一直很幸运，中学毕业时恢复了高考，之后进入大学、出国。我兴趣广泛，喜欢尝试没有做过的事。1993年第一份工作是加入新成立的人类基因科学公司，第二份工作是加入新成立的孟德尔生物技术公司工作，创业再次进入新领域，下一站也许会同样让人意外。 “我知道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天我儿子对我说，“你想变成一个Kenneth Fong（方瑞贤）。” 要做“leader” Ken对我的影响很深。 1995年，我第一次尝试给业界前辈Ken打电话，他在1984年创办Clontech，这是第一家华裔创办的基因库且是最大的分子生物公司。那时我在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做研究员，创办了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CBA），第一次举办年会，想邀请他为我们做演讲。 Ken欣然答应，从湾区飞到马里兰。报告中的两句话，我终身难忘。Ken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头”（leader）。什么是“头”？就是你做的事情，被人家认可，人家跟你一起走。第二句话是，你管理一家公司，你能够闻到公司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但你自己不要插手去管，这样，你下面的人才能成长起来。这句话初听很怪，后来自己创业才明白。 我打算自己开公司时，他成了我的天使投资人。每遇困难，特别是情形不太好的时候，我都会去找他。那时，Ken的公司已被Becton Dickinson收购，Ken随后成立了恒信创投（Kenson Ventures）。 Ken对我很严厉。每次我见他时，如果他觉得我做的好，就会请他的秘书去外面买咖啡给我喝。如果他不喜欢我做的事，就没有咖啡喝，我们只能自己泡袋装茶。 所以每次见完Ken，别人就会问我，“国良，今天有没有咖啡喝？” 我的另一位投资人是Bill Rutter，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全球第五大疫苗公司——Chiron公司的发起者和CEO。他发明的乙肝疫苗帮助了很多中国人。Bill退休之后，Chiron被诺华收购。作为一个科学家以及一个创业者，他对我帮助也非常大。我找了Rutter三次，并让出大股东的位置，就是希望他能帮助Epitomics更好成长。如何让这个技术发扬光大，如何对科学界更有价值，这比我占有多少股份、赚多少钱更重要。 Bill一度对我过于热衷社会活动有意见，希望我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放在公司上。我反驳他，你们老一代的创业家，不也是经常用自己的经验帮助我们年轻的人？我希望向你们学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这个社区、这个行业、给创业的环境做一些事情，也希望替中美两国的生物技术发展做一些贡献，最后得益的还是大家。 帮助年轻人创业成长 CBA是个很好的协会，吸引了很多生物医药业的人才，和百华协会也有很多交叉。但我后来离开马里兰到达加州，就很少再有机会为他们做事。初到百华，参与了很多事，但后来太忙，只担任了评审委员会委员。 在湾区，还有一个北美华人生物医药协会（CABS）。他们搞了一个项目，找一些有一定经验的人给年轻人做导师。每年我给两个人做导师，基本上每隔一个月，我就请他们吃一顿饭，听他们的困惑，帮着解决问题。每个企业成长中都会面对很多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定位：我是谁？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们都想做比较伟大的事业，但伟大的事业往往是最难的事业。 一度，我对新药开发非常有兴趣，当烧钱烧到我受不了时，把做新药研发的人给裁了。这中间有很多伤心的故事，因为他们是跟我一起打天下的。后来我心还是不死，又继续推进那个药物的研究。 一年半前，我把药物研究部分从Epitomics切割出来，重新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并另请一位有制药经验的博士担任CEO。我给了他很多股份，并且保证他有足够的运营费用。我还答应不进入董事会，也不过问他的事。如果他需要，我会站在他那里，他不来找我，我决不去找他。一度奄奄一息的新药公司现在得到了重生。 Ken曾经了帮助很多年轻人，这点上，我在向他学习。很大程度上，我的确想变成一个Ken，但我想变成更多的K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