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维及《高效能人士七个习惯》.docVIP

柯维及《高效能人士七个习惯》上个月刚刚逝世的管理学大师史蒂芬·柯维是名摩门教徒。该教派因其精英辈出而尤为引人瞩目，除了史蒂芬·柯维之外，知名的摩门教徒还包括热门总统候选人、贝恩资本的创始人之一米特·罗姆尼，以及前任驻华大使洪博培。 曾传过两年教的史蒂芬·柯维靠著书立说成名。其最著名的作品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在我的世界里，大部分人只要看到这个书名就会敬而远之。这个名称让它披上一层金光闪闪的成功学外衣，可能会让它错失了不少读者，尽管这本书已经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管理学书籍之一。 要把这书划归为成功学容易，但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成功学。它决然迥异于你在候机厅的电视屏幕中看到的那种成功学。史蒂芬·柯维本人并不讳言自己在讲述那个快要让人深恶痛绝的主题：成功。但是，他想要回归的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成功，或者说，本杰明·富兰克林意义上的成功。在1989年出版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柯维称自己潜心研究了自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的所有讨论成功的文献与作品，对“公认的赢得成功的种种关键因素，已算得上了如指掌。” 他在其中发现了自己并不喜欢的趋势。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种趋势带来了机场成功学和演讲成功学。 “前150年的论著强调品德为成功之本—如诚信、谦虚、节欲、勇气、公正、耐心、勤勉、朴素和一些称得上是金科玉律的品德。”转折点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成功的基本观念改变了。由重视品德转而强调个人美丽，即认为成功更多取决于性格、社会形象、行为态度、人际关系以及长袖善舞的圆熟技巧。”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着重人际关系与公关技巧”，一方面“鼓吹积极进取的心态”。其直接后果就是无止境的励志和心灵鸡汤，以及不惜强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当然，它会包装得更有技巧性。对应到中国，就是谋取成功的厚黑学、权谋之术和对潜规则的洞悉与遵循。 柯维反对这种从强调内在品德到强调技巧手段的趋势变化—其中当然不乏摩门教的影响。他正是在著名的摩门教教育圣地杨百翰大学拿到的博士学位，罗姆尼也毕业于此。史蒂芬·柯维信奉的和试图传递的是：“只有心存善念，才能赋予人际关系技巧以生命”，“只重技巧就仿佛考前临时抱佛脚”，“我们的本质要比言行更具说服力”。 因此，史蒂芬·柯维对于如何成功的理解，非常类似于古代中国人关于内在修为导致外在成功的教诲。他对想要猎取成功的人的建议就是，要“由内而外全面造就自己”，“由内而外的意思就是从自身做起，甚至更彻底一些，从自己的内心做起，包括自己的思维定式、品德操守和动机”。这种观点“认为个人领域的成功必须先于公众领域的成功；只有先信守对自己的承诺，才能信守对他人的承诺。把个人魅力置于品德之上，妄图在自我完善之前完善人际关系都将徒劳无功。”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提到的七个习惯，就是完善自我的方式。因为众所周知，习惯“在不知不觉中，经年累月影响着我们的品德，暴露出我们的本性，影响着我们的成败”。他说：“品德实质上是习惯的合成。” 史蒂芬·柯维列出的七项习惯包括：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要事第一、双赢思维、知彼解己、创造性合作和不断更新。如果这些原则解释起来让你觉得毫无新意，史蒂芬·柯维也不会觉得意外，毕竟“我们的问题和痛苦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日趋严峻。而它们的解决之道，一直而且永远都建立在普遍、永恒、不证自明的原则之上”。这七项习惯又分别对应着个人成长的三个阶段，那就是从依赖期到独立期，再到互赖期。 第一项习惯为积极主动。柯维强调的是，无论个人身处的外部环境如何恶劣，个人都不应仅仅简单地处在“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中。也就是说，人有自己的选择自由。他列举的最让人震惊的例子是曾被关在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教授。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命运，从而发现“虽然纳粹能控制他的生存环境，摧残他的肉体，但他的自我意识却是独立的，能够超脱肉体的束缚，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自己的遭遇。”这个惊人的发现让他开始实践自己的选择自由，控制自己对遭遇的反应方式，不是愤怒、灰心甚至绝望，而是非常镇定，采用一种有尊严的态度。这一习惯告诉我们，“实际上伤我们最深的，既不是别人的所作所为，也不是自己所犯的错误，而是我们对错误的回应。”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学会做照亮他人的蜡烛，而不是评判对错的法官；以身作则，而不是一心挑错；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事端。” 以终为始的原则讲的是，确定自己的人生最终目标，然后以此目标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由个人最重视的价值观和最终期望来决定所作所为。柯维说，你不妨假定自己要去参加一场死者是自己的葬礼，然后想一想希望朋友们在葬礼上如何描述你。这会有助于个人确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这个习惯希望的是：“我们要在此确立自己的愿景和价值观；利用自我意识检查我们的地图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