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的限制适用——从死缓平台谈起.pdfVIP

论死刑的限制适用 论死刑的限制适用 ——从死缓平台谈起 王勇 死刑这个古老的话题，持续争论了两个多世纪，至今尚未平息。自国家 和阶级产生以来，死刑就以其独有规律产生、存在和发展着，它所具有的强 大威慑力使它成为刑罚之王。不可否认，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死刑作为控 制社会的有效工具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同时，死刑作为一种人类独有的文化 现象，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内心深处，溯其根源就是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和 血亲复仇，它的存在可以说是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对死刑的争论可以归结为人类在不断地摸索和探寻死刑发展和消亡的规律， 无论废除论还是保留论以及限制论，都在试图接近这个规律。人类进入21世 纪后，秩序、公正、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日益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但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必然导致各主权国在基本价值目标追求程 度的高低不同，死刑无疑就是其中一个敏感的焦点问题。在我国，死刑所体 现出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刑法问题，所以也不能奢望部门法之一的刑法能够将 其圆满地解决。在物质和精神层面而言，需要物质文明程度和精神文明程度 的极大提高；在社会和文化层面而言，需要各社会学科对国民的协力启蒙和 加大对文化的改造以解除最终废除死刑的后顾之忧；在法律层面，具体到刑 法，作为直接面对死刑的前沿阵地，在现时的国情条件下只能努力地限制死 刑的适用，发挥现有的可资利用的制度空间，完善死刑制度，尽可能地在现 有的制度条件下，依照法律规定减少死刑的适用，当然这里的死刑适用是指 死刑立即执行。本文拟从死缓制度的视角，探寻其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所 潜在的抑制功能，使死缓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适用死刑最多的大国真正发挥 其缓冲和过滤作用，从而达到在现阶段大量地限制和减少死刑最终执行的目 标。 在我国，死刑在刑法的领域内，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都赞同它是一个刑事 政策的问题。谈到我国的死刑刑事政策，可以概括为“不可不杀”、“尽量少 杀”与“防止错杀”，其中，“尽量少杀”可以具体化为“可杀可不杀的，不 杀”。上述死刑刑事政策是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随着80年代初改革开放 和社会转型，各种价值观念冲突引起社会剧烈震荡，国家为稳定社会和控制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 犯罪数量的激增开始实行“严打”刑事政策。“尽量少杀”的刑事政策发生 了松动，由“可杀可不杀的，不杀”演变为“可杀可不杀的，杀”。这一变 化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所显示的调控手段单一的弊端； 另一方面也无形中迎合了公众的非理性的报复心理，同时使得司法实务界过 分迷信死刑的威慑力，从而忽视犯罪大量增加的深层原因，导致刑法重刑主 义的恶性循环。因此，死刑的正当效能不能得以在最必要的时候发挥最大的 效用。近来有学者强调，死刑的刑事政策应当回归，即从“多杀”回归到 “少杀”。笔者认为，刑事政策回归的积极意义固然是正确的，但也应认识到 刑事政策的易变性，它所具有的不稳定性最终无助于死刑问题的正确解决， 因为刑事政策毕竟是属于国家当局的权限范围之内，由它来指导死刑的适用， 其不确定性和标准的模糊性显而易见。所以，应当将死刑的适用落实到法律 的层面，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寻求合理适用死刑的最佳解释，这样既符合罪 刑法定原则又使得死刑适用具有确定性和适用标准的具体明确。死缓制度是 我国独创的一项死刑适用制度，属于法律框架范围之内，我国《刑法》第48 条第l款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但在现实中，死缓制度没有得到充 分重视和严格执行。以下笔者将从立法、司法、程序3个方面具体谈谈对死 缓制度的理解、完善以及如何正确合理适用，以期通过死缓制度来大量地限 制死刑的最终执行，使死刑这一古老的刑罚之王逐步摆脱其弊端，利于其发 挥本身所具有的优势。 一、死缓制度之立法分析 日本在刑法修改中，曾试图借鉴中国的死缓制度，提出了“死刑的缓期 执行”的立法提案，将死缓作为死刑的替代刑。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保留死 刑的国家都尽可能在立法方面努力减少死刑的最终适用。我国是死缓制度的 发源地，如何在立法上进_步发挥死缓制度对于死刑的替代作用是应当着重 考虑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死刑具有不可分性，死缓制度作为死刑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