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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循环社会立法分析 柯 坚* 当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不可否认，这种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 程度上是以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以及自然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的。建立循环社会、推行循 环经济无疑是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和吸 取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循环社会、循环经济方面的立法经验和教训，是我国环境法学界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日本在循环社会的法律建构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很强的创新性，本文从历史主义、理性主义这两种基本 法学方法出发，试图在探寻日本循环社会立法的历史脉络的同时，对其循环社会立法体系的理性架构进行 解析。以期在借鉴日本环境法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使环境法学界能够对我国未来环境法制建设的发 展和走向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一、从“公害大国”到“环境立国”：日本循环社会立法的历史逻辑二战后的短短几十年，工业化的日本 实现了经济腾飞的奇迹。然而，现代工业文明的双面性在日本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急速的工业化 进程造就了经济奇迹，使得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另一方面，由于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 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日本也付出了高昂的环境成本和社会代价。例如，在20世纪中、后叶发生的震 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中，其中的四次事件都发生于日本。 由于公害泛滥、公害抗争频发、公害诉讼不断， 以至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被冠以 “公害大国”的恶名。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日本因公害受到健康损害的受害者不断地提起对污染加害者——企业要求 损害赔偿的诉讼。其时，污染受害者依据的法律均为民法上的侵权行为责任，但是，适用立足于个人责任 原理的古典民法理论救济公害，当初的各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幸而当时受理这些诉讼的法院目睹了公害 的悲惨现实，它们积极地运用和变革法律，以使公害被害人能够得到救济。法院在了解公害发生的机制的 基础上，大胆尝试了对民法理论的修改，使民事救济在理论和实践上得以前进。可以说，公害问题作为法 律现象，首先是以私法上的赔偿问题出现的。公害特有的法理，就是这样以民事审判为主导作为公害私法 的法理迈出了第一步，日本公害法也是以民事上的救济为起点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依靠民事审判追究污染侵权行为责任，是以救济各个个别的受害者为目的，而且以用金钱的事后救济为原 则，因此，在解决广域的环境污染造成的公害问题时就不能不受到其自身的局限。要谋求公害问题的真正 解决，离不开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多方位的综合性干预。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逐渐出现了零 星的公害立法。早期的公害立法如1958年的《关于公用水域的水质保全的法律》和《关于工厂排水等的限 制的法律》、1962年《煤烟控制法》被制定出来，一部分地方公共团体制定了公害防止条例，为控制公害 发生源和解决公害纠纷的和解中介制度等也被零星地规定到行政法规中来。然而，公害对策仅仅依靠个别 的、零星的行政法律反应显然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修改传统的市民法原理、建立新法理指导的独立 的法律领域，以预防和抑制公害的发生，成为日本环境法发展的必然。 为了全面、综合地推进公害问题的应对和解决，行政法律的积极干预必须不断得到加强。日本在1967年制 定并颁布了规定公害基本对策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公害对策基本法》制定以后，以该法为依托，制 定了为数众多的防止和救济公害的法律，迅速地形成了公害法这一新的法律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公害 法制体系。特别是在1970年末召开的公害临时国会上，日本制定和修改了有关公害的14个法律，基本上 形成了公害法的体系。对于环境行政的关注，以及环境行政法律对公害问题的立法系统、全面的反应，标 志着环境法在日本成为了一个新的法律领域，以公害法为核心内容的日本环境法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然而，公害对策立法均是以环境的无限性、无偿性为前提，广泛地承认人的经济活动的自由，只为预防公 害的发生对企业活动等的自由课以必要的最小限度制约的，基本上属于警察法性质的消极行政法。在公害 对策的法律理路下，尽管公害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和解决，但由于公害对策始终是消极的、局部的、 对症治疗式的公害防止对策，以“资源—产品—废物排放”为特征的传统社会、经济流程无法得到根本的 改变。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地域狭小、土地、矿产资源匮乏，能源供给依靠进口，加之现代工业体系带 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造成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并形成了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 废弃”为特征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