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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诉讼的困惑及剖析 张 兰 （江西理工大学 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我国环境纠纷日益增多，但环境诉讼并未实现其维护社会正义、推动环境保护、促进环境立法的功 能，其原因在于：公众环境诉讼意识和法律意识的相对较弱、环境诉讼难以及司法环境的影响，导致公众 不寻求通过环境诉讼解决纠纷；司法独立的缺位导致法院难以公正审判环境纠纷案件；现阶段环境保护民 间组织的法律地位限制了其在环境诉讼中的作用。 关键词：环境纠纷 环境诉讼 司法独立 环境保护民间组织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7年，我国的环境纠纷一直稳定在10万件左右/每年，在1991年、1992年、 1993年中，环境纠纷有所减少，从1994年起，污染纠纷又逐年增加。从1993年以后，环境纠纷的数量便 呈上升趋势，到1998年猛升到18万多件，比前一年增加5万多件。1999年增加到25万多件，2000年则 超过了30万件。 依据2005年 《全国环境统计公报》，仅投诉到环保部门的环境纠纷2005年就达到了60 余万件。 但是，与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趋势相比，环境诉讼却并未呈现出相应的增长。仅有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 法院受理一审涉及环境诉讼案件 （作者注：此处包括环境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为24 511件，其中 审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1 543件，此外，受理的相邻权案件和劳动争议案件中也有一些属于环境侵权 案件。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吕忠梅副院长的统计，从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实施到2003 年，环境民事诉讼的数量虽然没有一个准确地统计，但根据湖北省统计结果看，不足2000件。 环境纠纷与环境诉讼之间存在如此之大的数量差距，是否就意味着未进入环境诉讼领域的环境纠纷已经得 到了妥善解决？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教授所言，这 些纠纷，有的是通过行政机关协调处理了，然而很大一部分虽然在行政机关没有得到解决，但污染受害者 也没有到法院起诉，而是默默忍受。在我国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的今日，在其他途径未能解决纠纷的情况下， 为何环境诉讼却未能实现其纠纷解决最终手段的角色和功能？面对我国环境诉讼，我们有太多的困惑需要 解答。 困惑之一：公众为何不寻求环境纠纷的诉讼解决？ 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在我国实践中，受害者在遭到环境侵权后， 往往请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但是，不管是经过行政处理而处理不成，还是未经过行政处理， 如以上资料所显示，受害者提起环境诉讼以求获得损害赔偿的案件并不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尤其以下三点不容忽视： （一）公众环境诉讼意识和法律意识较弱 2004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随着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步伐 加快，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显著增强，过去那种厌讼、非讼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依法维护 自己的权利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 总体而言，我国公众的权利意识和诉讼意识确实有了根本的发展， 但是，具体到环境诉讼领域，情况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乐观。 以自然经济、君主专制政体和儒家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古代社会，所造就的是 “以权力为中心，以义务为本 位”的中国传统法制和传统法律文化。法是权力的附庸而非权利的保障，法并不意味着权利，法以国家利 益和统治秩序的稳定为最高价值；法自君出，以刑为主，绝大多数属于禁止性规范，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 只有被动地承担法律后果的义务。人们不知权利为何物，缺乏权利意识，对于自身权利的被侵害很少从法 律的角度考虑其是非，只知被动地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人们耻于谈法、触法，加上 “以和为贵”等思想 的影响，人们的 “忌讼心态”较重。进入近代以后，政治、经济等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随着我国 法律的近现代化进程，我国公众的权利意识和诉讼意识日益增强。 但是，这种意识的增强速度和程度在不同的法律领域或有不同。我国从20世纪70年开始重视环境污染等 环境问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了解也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相对于其他民事侵权来说，环境侵权是一类 新型的侵权行为，有其不同于传统侵权行为的突出特点，公众对其了解并不是很深。而且，在环境纠纷中， 加害人一方往往是比公众更为强势的企业 （计划经济时代大多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而政府、尤其是 地方政府对企业和经济发展持支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丧失了其赖以存在基础的、 却仍然顽固地滞留在公众意识深处的传统法律文化，又使绝大多数人重新对 “权大还是法大”的命题毫不 犹疑地选择 “权大”，缺乏与加害人一方进行诉讼的法律信仰。因此，公众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