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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创新中认识及实践摘　要：在管理中，认识的创新性来源于认识的实践性。只有面向实践，发扬敢干、敢试、敢闯的精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断的研究新情况，不断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逐步建立起管理的新理论。 关键词：管理　创新　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管理的创新问题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哲学的层面来看，要解决管理的创新问题，首先要解决管理中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因此，研究管理创新中的认识与实践，不但是研究管理创新理论的内在要求，而且对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认识的创新性源于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认识之所以依赖实践，主要是因为人们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接触客观事物，从而认识客观事物的。认识的实践性说明，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中，实践第一，认识第二，没有实践，就没有认识。因此，只有从管理的实践出发，才能获得管理的创新性认识。 要做到从管理的实践出发去获得管理的创新性认识，首先要解决敢于实践的问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能否自觉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活动，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要变革现实，不但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而且要排除各种阻力，承担一定风险，甚至还要做出某些方面的牺牲。由此可见，敢不敢参加管理活动的实践，就是能不能进行管理理论创新的先决条件。 在管理中，要解决敢于实践的问题，必须正确处理说与干的关系。说与干是一对矛盾，要正确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把说与干统一起来。说与干的统一是以干为主的统一，因为干是决定一切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大量存在着只说不干，或者说的是一套，干的是另一套的现象，这是不利于矛盾解决的。在社会发展中，邓小平从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出发，特别强调干的重要性。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1] 针对只讲不干、只写不干的时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2] 但是干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要保证干得好，干得彻底，并在干中获得管理的创新性认识，就必须解放思想，排除干扰。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之所以主张“不争论”，就是为了排除习惯势力的干扰。 但是，“不争论”不等于不存在分歧，对此，邓小平解决的方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3] 解放思想，排除干扰的目的，是为了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而要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必然要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倡导从实践出发认识事物，不是不要理论指导。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往往能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事物。但是理论联系实际，决不是要我们从理论出发，搞教条主义。而是要我们在理论的指导下更自觉、更科学的做到从实际出发，找出管理自身固有的规律。 管理认识的创新性，是由认识对象的未知性决定的。管理认识的对象具有二重性，它是已知的，又是未知的，是已知与未知的统一。管理认识对象的已知性是说，认识对象作为客体已进入管理实践领域，它作为主体的认识对象存在于主体面前，因此它的存在对主体来说是已知的。 但它之所以成为认识的对象，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已知的存在，而是因为人们还要从已知出发去认识它的更广泛、更深入的领域，这个更广泛、更深入的领域在主体认识之前是未知的。从认识对象的未知性可以看出，任何管理的真正认识，实际都是对管理的未知领域的认识。管理认识的根本任务，也是从已知出发，去认识未知。 在管理中。人们对未知领域的认识要有一种敢试、敢闯的探索精神，邓小平从已知与未知的关系出发，对这个过程作了概括。他说：“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4]在这里，邓小平所说的“试”和“闯”，指的是探索，而他所说的“闯”的精神和“冒”的精神，则指的是探索精神。 在干中探索，是一个在管理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要干就会有成功和失败，对探索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成功了就坚持，失败了就改正。在管理探索中只要能做到不断地坚持真理，不断地修正错误，那么这种探索就不会产生危险，至少不会造成大的失误。邓小平曾经以发证券、设股市为例，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5] 在干中探索，是一个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措施，最终形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