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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及遏制腐败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摘　要：腐败是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的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看，腐败的成因有个人因素、产权因素和制度因素。遏制腐败不仅需要提高公职人员自身素质和道德修养，更需要合适且有效的正式制度约束和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反腐文化氛围和价值导向。 关键词：腐败　遏制腐败　新制度经济学 腐败是公共部门的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随着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各种腐败现象也逐渐滋生蔓延。我国已进入腐败高发期，腐败正不断侵蚀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延误现代化进程与和谐社会建设，成为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大敌。 1.腐败的成因分析 1.1腐败产生的个人因素 经济学理论中，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都有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倾向和追求收益内在与成本外化的行为。公职人员代理行使人民委托的公权力，其角色原本是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行政人，但他们也是理性经济人，追求私利最大化。公职人员通过权衡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作出符合其个人经济理性的选择。而现实中人们面临复杂又不确定的环境，各种交易中存在信息不完全或不确定，人对环境的计算和认知能力有限，因此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虽然存在监管制度，但制度运行也存在不确定性，权力运用也难免偏离最初设定的程序。由于信息不对称及制度环境的弱化，腐败的私人成本远小于巨额预期收益，腐败便成为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手段用来谋取私利。 1.2腐败的产权因素分析 资源的权利属性很复杂导致测定每种属性都要成本，资源的各种权利属性总是无法得到完全界定，这些未被界定的权利其价值就留在了“公共领域”里形成租金。[1]产权界定不清晰导致公共领域中的租金巨大且每项交易成本很高。公权力被委托给了公共部门代为行使，在人民和公共部门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其权利归属就显得模糊。当寻租方认为争取公共领域的租金比进行正常生产活动更有利可图时，就会进行寻租活动。经济理性的公职人员更偏好于将公权力当成一种经营手段扩大公共领域的“租金”，通过不断“设租”和“收租”，使双方私人利益最大化，腐败就形成了。现实社会中的权权、权钱和权色交易，无不都是因为公权力的权利归属界定不清晰，被代理人滥用做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公权力的供给与寻租方的强烈需求结合催生了腐败。公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不仅只发生在人民和政府之间，还发生在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上下级政府之间，这种多层委托代理行为使得公权力不断被稀释，加之信息不对称及制度环境不健全，其权利归属更不明确，导致腐败加剧。 1.3腐败的制度因素分析 1.3.1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2]目前我国很多法律制度还不健全，给腐败留下了生存空间。一方面，预防与惩治腐败的机制还存在漏洞。我国虽然出台了不少相关制度，但大多数条文还停留在腐败发生之后如何取证、调查、审理和判决，对于如何限制官员进行权力交易层面还没有系统的制度。另一方面，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过轻，没有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我国《刑法》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而低于10万元的腐败行为其惩治措施不会牵动其根本利益，致使很多小腐败行为被置于弱监管地带，随着自利动机的膨胀，小腐败最终演变成为大腐败，一旦突破这个限额，贪污百万和千万的定性是一样的，贪污者往往会选择更高数额。信息不完全，人的有限理性，环境的复杂性，加之每年被惩治的腐败官员相对较少，不少腐败官员未得到应有惩罚，腐败的机会成本相对于丰厚的眼前利益来说是十分微小的。腐败行为一旦没有得到及时而应有地惩治，就会造成示范效应，使得更多官员抱着侥幸心理走向腐败。 1.3.2非正式制度，即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对人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3]简言之就是对人行为不成文的限制。然而，由于几千年的官与民对立的历史惯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文化熏陶，对于腐败的社会价值层面的缺失，使得腐败不必然被视为“坏东西”。近些年愈演愈烈的“国考”，多是因为公务员“金饭碗”的招牌及其手中的公权力和灰色收入（不仅包含贪污这种大腐败，还包含公车私用、公款吃喝旅游等小腐败）。诺思说过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几千年的官文化早就使得腐败遵循了这种路径依赖。因此，对于腐败的非正式制度约束早已被弱化，在经济危机造成的不幸福感不安全感的催化下，腐败变成理所当然甚至是趋之若鹜的事情。 2.遏制腐败的路径选择 腐败增加了交易成本，但公权力归属不清晰是硬伤所在，我们只能从加强个人素质教育和制度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