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自治学社”及“宪政预备会”斗争浅谈.docVIP

贵州“自治学社”及“宪政预备会”斗争浅谈摘要：辛亥革命前夕，贵州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群众反清起义绵延不断，革命思潮蓬勃发展，新的革命团体不断涌现，它们对辛亥革命在贵州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其中，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的联合在贵州辛亥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然而，两党随后的斗争却导致了新的贵州政权在成立后仅三个月便被滇军颠覆。两党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0年前；第二阶段是从1910年到贵州政权被颠覆。 关键词：贵州自治学社 贵州宪政预备会 斗争 地处偏僻、经济落后、文化晚开的贵州，在辛亥革命中走到了前列，成为较早响应武昌起义，第一个较为彻底地由革命派和平接管省级政权的省分。贵州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来的这一现象，与当时贵州各革命团体所起的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其中贵州自治学社和贵州预备会的联合与斗争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革命力量在两党后来的斗争中遭到了削弱，致使新的贵州政权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即被滇军颠覆。本文将对两党的斗争作一浅述，以明了当时贵州的政治状况。 自治学社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唯一具有全省规模的资产阶级爱国团体。这个团体从成立到武装起义成功，经历了由主张君主立宪向主张革命转化的过程。它由张百麟所带领的一批知识分子成立于1907年。他们将《自治学社杂志》和《西南日报》作为舆论阵地。其宗旨为“合群救亡”,要走的道路是：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由宗旨和走的路线中可知，自治学社虽宣传爱国，却主张在保留清政府的前提下，通过自治、立宪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政体，并反对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张百麟甚至说：“岂知今日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乃国命死生之问题，非国体改变之问题也，幸而国无暴动，则国内协和，尚可稍缓中国之亡；不幸而竟起暴动，则国内分裂，适足速中国之亡而已。”[1] 1910年前后，自治学社完成了向革命化转变。1910年秋，平刚根据孙中山“各省同志，各回本省运动革命，以壮声势”的指示，回到贵州“即与张百麟商量整顿贵州革命力量，预备起事，”[2]P339标志自治学社开始转向革命。俟后的行动说明它已成为辛亥革命的一部分。 宪政预备会是贵州的立宪派团体。这一团体由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 [3]P62等人为首，联合贵州一批反对革命，坚持康、梁立宪主张的地方士绅及上层资产阶级成立于1909年。这一团体创办《黔报》和《贵州公报》作为其喉舌。 贵州立宪派对发展贵州近代工商业教育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华之鸿祖上本是亦官亦商的人物，曾涉足于盐业、印刷业等多种实业，并创办贵阳文通书局。该政党的另一首领唐尔镛曾在官方1905年所开办师范传习所中任堂长。并于1906年，与华之鸿、任可澄等人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被称为“黔有中学之始”。 宪政预备会从成立起就比自治学社占有更大的优势。以经济而言，贵州全省公款皆掌握于该会手中；以政治地盘言，教育会、商会、农会复为该会会员唐尔镛、华之鸿、李宗鉴、于德楷等所把持。宪政预备会在贵州到处伸手，扩张势力，这自然引起刚建立不久的，欲在学界立足的自治学社的反对，于是在辛亥革命前的贵州政治舞台上，便出现了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的斗争。 两党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界定于1910年前；第二阶段则是从1910年到贵州政权被颠覆。 第一阶段性的斗争首先发轫于对教育经费的争夺。[1]P74当时宪政预备会不仅把持了全省的学款、学产，而且在贵阳占有大量的公用土地：丁公祠、昭忠祠、雪涯洞为优级师范校址，次南门外河神庙为通省公立中学基地，万寿宫为商会会址，资善堂为农会会址，竹筒井某公馆为宪群法政学堂所有，连《黔报》、《贵州公报》都据有两个公馆。而相比之下，自治学社不仅没有办学地址，连办学经费都要自筹。这自然引起了自治学社的不满。1909年，自治学社为筹集开办公立法政学堂所需的资金，企图打破宪政派独霸学款的局面。他们出面召开会议，柬请时任教育会会长的唐尔镛出席。会上，张百麟认为学款、学产全由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控制，只许一家办学，借此扩充势力，于理不合，提出划分教育基金的议案。张的提案得到教育界许多人的支持。然而这个合理的议案却因损害了宪政派的利益，被唐尔镛一口拒绝。争论再三，唐仅允一次拨银一千二百两。经过这次较量，自治学社争取到教育界许多人士的支持，宪政派一统教育界的局面被打破。 这场“经费之争”随后引起了“校址之争”。[4]P91 宪政会办的优级师范选科，自1910年停办后仍占有该校址。而自治社租用的福建会馆占地尚不及该校址的一半，却设有自治社、《西南日报》社、公立法政学堂以及六个专修科、三个讲习所等多家机构，实属拥挤不堪。自治社遂请人向政府疏通，拟禀请划拨优级师范选科原校址作公立法政学堂及各专修科和讲习所之用。然而这个请求却遭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