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资本概念及没收过程中的界定问题.doc

　　“官僚资本”概念及没收过程中的界定问题 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人使用过“官僚资本”这个名词，用以指清末民初由政府官僚兴办或把持的企业。后来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又有人使用过这个名词，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的国家垄断资本刚形成，尚未充分暴露其腐败性和危害性，因此这个名词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深入研究，自然也就没有成为中国革命对象之一的代名词。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实行政治独裁和经济统制的政策，国家资本迅速膨胀，垄断地位明显加强，以及因政治腐败而导致的政府官员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现象，不仅严重威胁了大后方民族资本的生存，而且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１９３７年发表在《新经济》的《国营事业与民营事业的关系》一文，就揭露一些官僚假公济私或化公为私，形成了一种名义上是国营，实质上是私营的企业。１９４１年３月，陈伯达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小册子（该文于１９４２年２月在《解放日报》上连载），其中指出官僚与买办二位一体，从金融垄断向工业垄断发展，这类官办的企业，“官营就是‘国营’，‘国营’就是官营”【注:１９４２年２月８日，《解放日报》第３版。】。同时期重庆《大公报》也刊登了题为《官僚资本与中国政治》的文章，谈到了历史上官僚资本积聚的几种途径，并认为今日官僚资本与之相同。１９４４年，王亚南在《中国经济论丛》一书中指出：“我们有些国营企业，在外形上似乎是国家资本，但骨子里，它何尝具有国家资本的属性？充其量也不过是私人资本的变相形态罢了”【注:王亚南：《中国工业建设论》第１８８页，】。在抗战后期，“官僚资本”这个名词已经成为批判国民党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的一个通俗名词。 中国共产党正式使用“官僚资本”这个名词来概括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经济统制导致了国统区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人民要求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本质和危害，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官僚资本“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注:《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９５页。】，它垄断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残酷地压迫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将“取缔官僚资本”列入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中。 抗战胜利后，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并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和平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公开场合上用的“官僚资本”概念一般是指官僚的私人资本及他们利用权势地位从事的私人经济活动。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６日，参加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就提出要“防止官僚资本发展，严禁官吏用其权势地位，从事投机垄断，逃税走私，利用公款与非法使用交通工具的活动”【注: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７日《新华日报》。】。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要求下，上述内容被列入政协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这是“官僚资本”名词第一次为国民党正式承认，并写入官方的文献中，当时将“官僚资本”用来专指官僚的私人资本及私人经济活动，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国民党政府将被改造成一个民主政府。 １９４６年下半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内战，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我党揭露国民党国家资本的实质、结果以及与内战的关系。１９４６年１０月，陈翰笙在英文刊物《远东观察》上发表《独裁集团与中国内战》一文，指出政治的独裁依赖经济的独裁，国民党对国营事业的统制，只是将资本集中在少数高级官僚之手。并第一次将官僚资本划分为蒋、宋、孔、陈、政学系五大集团。几天之后，陈伯达的《中国的四大家族》一书出版，这本小册子用大量的事实、辛辣的笔调揭露了官僚资本的实质，并为其作了如下定义：“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而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他们在大地主大买办的经济基础上，利用政治的公开强制手段，一方面加速掠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工业而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本”，指出四大家族是官僚资本最集中的代表。陈著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个战斗性、宣传性很强的小册子。１９４７年４月，王亚南发表《官僚资本的理论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官僚资本的形态、形成过程和社会条件、作用及后果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１９４７年７月，许涤新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写了《官僚资本论》一书，吸收了陈著和王著的长处，从经济学的角度揭露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几种形态、活动方式及其反动本质。至此，“官僚资本”有了完整明确的概念，即官僚资本是一种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从资本的所有权来看，它分为国民党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从资本的看，它是依靠政权和政治特权掠夺和剥削人民而积聚的，四大家族掌握的垄断资本是官僚资本的主体。同年底，中国共产党正式将“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首。 从中国共产党的“官僚资本”概念的内容及形成过程来看，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