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几点思考.doc

　　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几点思考 　　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以来，我时常想起这个故事。重要的不是交出绘画作业，而是在画画中积累和提升具有基础性的、决定性的能力，实现教育的目的。同样道理，重要的不是为完成任务而组织采写一些来自基层的报道，而是通过这个活动有针对性地提升采编团队，提升报社的运作管理，提升媒体履行社会职责的整体能力。 　　所以，报道策划必须用心更多，“采写什么”和“怎么采写”都需要想深想透。就像建高楼打桩，桩子要突破土层落定在基岩上，报道策划要落实到“转”和“改”。成果既要体现在版面上，更要体现在记者、编辑身上，而且能持续有效。对报社的运作管理也要重新审视，思考在对采编团队提出新要求的同时，应当提供怎样的与之匹配的支持。 　　“发现”能力 　　8月12日，《文汇报》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专设的《第一现场》开栏。13日，发表了记者张裕的一篇报道《寻觅音乐“栖身地”》。那一阵，上海正举办“夏季音乐节”，他写的是负责音乐节筹办和运营的“总管”，一个幕后人物。稿子很好看，其中一段故事尤其令人感兴趣：原来上海人熟悉的复兴公园大草坪下竟然藏着一个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旧水库，结果就不敢把作为音乐节演出场所的大帐篷搭在那儿，怕“架空”的草坪承受不了那个重量……筹办工作又添曲折和辛苦。 　　而从办报人的眼光看，这篇稿子的“好”，在于拓展了文艺演出报道的选题范围。采访“夏季音乐节”，记者们脑子里恐怕会有一张“选题清单”：一头一尾两则概述消息，前者近乎广告，后者差不多是工作总结；中间，采访个把参演的名家。或许再加上观众文明/不文明、令人欣喜/遗憾的一篇报道。这样的“约定俗成”，不知始于何时，似乎总也没人问一声为什么要这样。如果记者带着这样的框框和完成“既定”任务的心态去现场，又能写回什么新鲜的、吸引人的报道？ 　　类似的“选题清单”，各个条线的记者脑子里恐怕都有。就说这回“走转改”活动，我们在策划时半开玩笑地预测，选择“基层一线的劳动者”，马路清扫工、公厕管理员、殡葬工恐怕又是首选，因为他们总会被列入每次逢年过节时候的“选题清单”。果然，后来真还在不少报纸上出现了。记者脑子里还有的一种“内存”，或是“写作模板”，比如写人，十有八九要写到他或她自己生病/老人生病/孩子生病，事发时如何全然不顾，一心扑在工作上，事后又如何心痛自责……有记者说，现在甚至不劳你问，被采访对象就会主动说起“那一场病”，可见写作的模式化已“深入人心”到何等程度。 　　所以，重要的不是推动记者走基层、到现场，而是推动他们在基层现场积极地去发现新的报道题材和内容素材，确立发现的意识，不断增强发现的能力。 　　《文汇报》重新关注记者的发现能力和报道题材、内容的拓展，始于2010年历时半年有余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在世博会程过半之后，我们发现，报道的量是足够大了，但“面广”却还颇有欠缺，比如世博园区的服务者，太多的笔墨泼洒在了人称“小白菜”的大学生志愿者和有关机构推选出的一些先进人物身上，记者们选题，似乎相当依赖外在的提示（如“小白菜”各家媒体都在写）和推动（如采访先进人物是宣传任务）。为此《文汇报》开设了《我的世博故事》专栏，要求记者主动去发现园区里大量的、在不为一般公众了解的岗位上服务着的人们；同时要求改变写“人物表扬稿”的路数，不把关注点自我限定在他们的辛苦和自我牺牲上，而要把一个人当作一种岗位的代言者，着重描述这个岗位在世博服务这张大网上是起怎样作用的一个点，服务的具体内容（“世博标准”）是怎样的，有什么难处又怎么克服，等等——总之要“见人见事”，写一个人就能向读者展示世博园一个陌生的角落，在世博报道的内容之树上增添一片轮廓明确、叶脉清晰的树叶。 　　2011年春节前后，《文汇报》又开设《上海春早》专栏，把在世博园区“发现”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人和事的做法，扩展到一个阶段的更大范围的报道领域。最近开设的《第一现场》，延续并扩展了这个做法。 　　努力拓展报道题材，力求内容的宽广度、多样性，是报纸和其他媒体的一项基本功能和职责，因为读者了解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媒体“间接感知”的。报纸除了提供读者“欲知”之事的报道，典型的如热点事件的追踪和解读，也要主动发现和提供读者“应知”之事的报道。但是近年来，媒体过分地追逐热点，耗费了过多的资源，尤其在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明星花边新闻上，甚至捕风捉影的“网爆”传闻上虚耗精力，对于读者需求和自身功能、职责的理解，都出现了偏差。结果，媒体在整体上，报道题材和内容越来越趋向狭窄和雷同，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被忽略和屏蔽，读者对于社会生活的感知范围被一再压缩。在热点事件追踪和解读方面，报纸当然应该以专业的精神和能力“后发制人”，但是，如果只是简单跟风，或者因为记者缺乏追踪调研和解读的能力，只能简单跟着在时间上有遥遥领先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