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frac3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司法适用中的困境与对策.doc

　　“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frac3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司法适用中的困境与对策 巨额财产不明罪最早出现在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并为1997年新刑法所吸收。1997年刑法第395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本人不能说明其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显而易见，该条款是立法机关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日趋严重，特别是少数官员聚敛巨额财富却无法查明其真实状况而采取的立法措施，立法目的明确，针对性很强。巨额财产不明罪弥补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漏洞，严密法网，被寄予期望，有的学者将其誉为“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1]但综观近年来司法实践，这把“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并未能发挥理想的效用，反而在一定意义上不但成了一些不法分子逃避打击的“保护伞”，而且还“意外地”保护了行贿者，处于十分尴尬与无奈的难堪境地。 2001年1月23日，曾引起国内媒体关注的“批发乌纱帽”的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常委王虎林被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巨额财产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数罪并罚执行8年；其妻张玉梅被以巨额财产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2]王虎林夫妇有存款368.96万元，美金7662.14元。减去合法收入67万余元，及受贿的5万元(1992年8月，王虎林曾“帮助”私营 企业 山西泰和高科技生物工程研究所解决资金问题，研究所负责人张志文为“感谢”王虎林，送给王虎林5万元人民币。)，还有296万余元和美金7662.14元，不能说明。法院以巨额财产不明罪判处王虎林有期徒刑3年，其妻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300余万巨款是不义之财，联想到他大肆突击提干、疯狂卖官(王虎林1983年10月至1999年5月曾先后任壶关县委书记和长治县委书记，因在调升长治市市委常委之前的短短两个月内突击调整干部420人，提拔干部207人而被组织查处和舆论曝光。)就不难理解这钱的来由。法官以刑法第395条巨额财产不明罪判处王虎林有期徒刑3年，是调不出半点毛病的。利用这一条款，不仅王虎林逃脱了以贪污、受贿罪判刑的更重惩罚，能全身而退，而且还保护了一批通过他买官的行贿者幸免于牢狱之灾，皆大欢喜。这个条款无形中助长了贪官们的嚣张气焰；因为贪得再多，只要没有证据，也只是个巨额财产不明罪，最多判5年。[3]如此，“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却成为不法分子逃避打击的避风港。 出现这样尴尬与无奈的窘境，与刑法条文本身的缺陷和配套制约机制的不足有直接的联系，本文拟对巨额财产不明罪司法适用中的缺陷作一些探讨，并提出修改完善建议，供立法者、司法者 参考 ，并与研究者讨论。 二、巨额财产不明罪司法适用中陷入困境的原因 依据刑法条文的规定，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经责令说明，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的，方成立巨额财产不明罪。而判处巨额财产不明罪，不管数额如何巨大，只能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4]正是由于立法条文本身的缺陷以及适用保障机制的漏洞，导致被誉为“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的巨额财产不明罪在适用中陷入困境，难以发挥威力。 (一)主体范围界定不当：刑法规定本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人正是因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可以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敛取不义之财，损害公务廉洁性和党与政府威信。司法机关如有证据证明与国家工作人员合法收入差额巨大财产是贪污、受贿所得，自当以贪污、受贿罪处罚；若司法机关不能查明，行为人也不供认的，当成立巨额财产不明罪。这样定罪依现行刑法对现职国家工作人员来说是适当的，但对于离、退休公职人员突然暴富，又无合法财产的，却无可奈何。当前贿赂犯罪手段越来越狡猾、隐蔽，不易被发现。确有一些公务人员任职期间接受他人请托，为其谋取利益，退职后收受贿赂，对这种行为最高司法机关解释 (2000年6月30日通过，2000年7月2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认为可构成受贿罪。但如没有受贿证据，虽然退休公职人员财产或支出明显超出其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也不能成立巨额财产不明罪，只能作无罪处理。另外对在职时贪污、受贿，但将所得转移他处，退休后取回该财产一夜暴富的，如无贪污、受贿证据，现行刑法也不能追究。立法上限定本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现职国家工作人员），无疑在暗示国家工作人员临退职之际接受请托，为他人谋利，退职后收受贿赂；或者乘在职时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毁灭罪证，转移财产，待退职后取回，只要没有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