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常行为理论视野下青少年犯罪的犯罪学因果关系.doc

　　惯常行为理论视野下青少年犯罪的犯罪学因果关系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性问题，与毒品犯罪、环境污染并称为“三大公害”。尽管世界各国、社会各种力量运用各种手段来惩治和防范青少年犯罪，但这一问题迄今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我国的青少年犯罪也是困扰全社会的难题，青少年罪犯的人数近十年来一直处于上升的势头，占刑事罪犯的比重居高不下（35％左右）。青少年犯罪的类型主要表现为暴力犯罪和侵财犯罪，一些统计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1} (P25)在公安机关立案的所有刑事案件中，杀人、伤害、强奸、抢劫、盗窃、诈骗这六种犯罪的比重基本维持在85％左右。人民法院刑事一审结案情况统计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与侵犯财产罪也基本上占结案总数的70％左右。[1]这两类犯罪，尤其上述六种犯罪是典型的犯罪人与被害人有一定接触或联系的“掠夺性犯罪”( predatorycrimes)。因此，从预防被害入手来预防青少年犯罪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惯常行为理论则是被害预防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惯常行为理论来预防青少年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但是，在运用惯常行为理论之前，需要对这一理论视野下青少年犯罪的犯罪学因果关系进行厘定，以便为实证调查研究提出具体对策提供理论支撑。 　 一、惯常行为理论产生的 历史 背景与犯罪分析模型 　 （一）惯常行为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国家的国内社会刚刚经历一场震动，社会秩序处于重建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许多西方国家的犯罪率处于上升的趋势，其中抢劫、盗窃等犯罪在短期内呈现出成倍增长的趋势。{2} (P40）尤其是在当时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而警力却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这一趋势似乎不可遏制。当时处于主流的实证犯罪学派从社会因素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不过是由于 经济 动荡所造成的正常的社会现象。美国人口普查局还专门针对战前和战后城区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进行了比较，以此作为制定犯罪控制政策的依据。如果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话，当经济和社会条件提高之后，犯罪率应该有明显的下降。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犯罪调查报告表明，犯罪率还是呈上升的趋势。{3} (P13) 　 鉴于实证主义犯罪学没能起到有效减少犯罪的效果，古典主义的观点开始在犯罪学中得以再度出现，对实证犯罪学派遏制犯罪的司法政策的效果进行了研究，认为仅仅从社会因素着手来寻求减少犯罪的对策是不够的，还应该通过影响犯罪人的行为选择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这一理论认为犯罪人一般都是根据被害人提供的犯罪机会作案，而这些机会与被害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惯常行为”及社会环境有关，因而可以通过改变被害人的习惯行为或者改变社会环境来影响犯罪人的理性选择，从而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 　 （二）惯常行为理论分析犯罪的模型 　 即使是这一理论的提出者美国犯罪学家Laarcus Felson也认为，惯常行为理论不是一个全新的犯罪学思想，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所忽视。{4} (P588）但这一理论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被提出以来，就一直备受关注。经过多年的 发展 ，尽管间或有批评的声音存在，但该理论所提出的分析犯罪的模型却为很多犯罪学家所采用，根据该理论而提出的一些治理犯罪的方法也为社会所采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 　 惯常行为理论主要解释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或者社会交往行为如何影响犯罪率，例如职业、娱乐、 教育 、休闲方式等等。但这里的犯罪只限于犯罪人与被害人有一定接触或者联系的犯罪，如伤害、强奸、抢劫、盗窃等，否则，被害人的惯常行为无法影响犯罪人的选择。因此，该理论使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特定的犯罪”，即“掠夺性犯罪”。在这些特定的犯罪中，犯罪的发生至少需要三个要素的结合：其一，有犯罪动机的犯罪人的存在；其二，有合适的犯罪目标；其三，遏制犯罪发生的防卫因素的缺乏。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犯罪都不可能发生。 　 传统观点认为，带有犯罪动机的犯罪人数量的变化影响了犯罪率的变化。但惯常行为理论认为，有犯罪动机的犯罪人数量的增加是由于可侵害的目标的增多和社会防卫能力的减弱所造成的，只要能够减少目标和增加社会防卫能力就能减少犯罪人，从而降低犯罪率。因此，在惯常行为理论犯罪分析的模型下，犯罪原因的分析和犯罪预防对策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后两个因素而言的。其理论可以 总结 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存在一定的可预测性和重复性，这些具有惯常行为的人通常会被有犯罪动机的人选择成为合适的犯罪目标，一旦当时的环境缺乏足以阻止犯罪的保护因素，犯罪就会发生。因此，如果能够减少合适的犯罪目标或者增加犯罪目标的保护因素可以减少犯罪的发生。例如，对于针对大学生的犯罪来说，潜在的犯罪人的存在以及缺乏保护的、具有某些习惯行为的潜在被害人的存在是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3} (P15）因此，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发布警示信息，使学生改变不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