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公平新论.doc

　　“效率”与“公平”新论 [关键词]：收入分配效率公平平等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收入分配政策，其中一条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这条具有指导意义的收入分配政策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能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促进生产力的 发展 ，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面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有不少人，甚至是政策的执行者对这一政策的理解却存在明显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公平就是平等，主张公平就是取消贫富差距，尽可能实现平等；第二，主要是现在的地方政策执行者，面对“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追求眼前利益，过分强调效率的地位，忽视了对公平的兼顾，结果得到的要么是短时效率（小效率），牺牲的却是长时效率（大效率）、要么是局部效率（小效率），损失的却是全局效率（大效率）。第三，面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人认为效率和公平是矛盾的对立面，是不能兼容的。换句话说，就是“坚持效率优先”，必定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坚持“兼顾公平”，必然或损失效率。面对这些理解上的偏差，本文认为如何正确理解效率和公平的内涵至关重要，这里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逐一剖析并加以矫正。 文献 回顾： 有关公平与平等的关系，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是我国政治经济学权威人物之一复旦大学蒋学模教授，他在2001版《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本体论》中有明确的论述。他在对公平和平等进行一定的理论的计量比较之后认为：“据此，我们可以给收入公平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即公平就是公共认可的平等。”“在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的著作中，和效率一词对应的概念是平等。我们认为，公平和平等的涵义是可以相通的”（上书第180页）。有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蒋学模教授通过引用西方学者对这种关系的探索，认为他们把效率和公平对立起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所著的《平等与效率》一书中，以及柯密特·高登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对效率的追求必然带来不平等。”因此，“最大的社会经济权衡”就是“在平等与效率之间做出权衡”，“或是以损失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获得更多的平等，或者是以放弃一定的平等而谋得更高的效率”（上书第181页）。有关效率与公平谁先谁后的问题，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在文章第九部分第二十九条明确提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其中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权威的解释来自党建读物出版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兼顾个方面群众利益，实现合理的公平分配”（该书第181页）。对于上面蒋教授的两个判断和党建读物出版社的一个权威诠释，本人都有不同看法，下面要进行逐一分析。 一、公平不同于平等 日本学者高坂健次教授在分析理想的社会形态时，从分配方式的角度，以平等和公平为标尺将社会形态划分为四种类型。它们分别是既平等又公平的社会；平等但不公平的社会；不平等但公平的社会和既不平等又不公平的社会。马克思等所设想的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可能是既平等又公平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其结果是平等但不公平。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 中国 的阶段性目标）追求的是建立一个分配制度上不平等但相对公平的社会。然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范围事实上出现了分配制度上的既不平等又不公平。现在的中国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极度的不平等）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面临一大社会问题。 显然，公平不同于平等，更不同于平均。虽然公平与平等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有一部分内容是交叉的，如机会的平等、条件的平等都属于公平的范围，但公平与平等属于不同的价值观。如果平等强调的是某种“同”，那么公平强调是某种“异”。公平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从理论上讲，收入分配的“公平”是可以计量的。如果说效率变化是通过不同时期的产出/投入比率的比较进行的，那么收入是否公平就可以通过不同主体对于彼此之间收入/投入比率的比较来判断。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一个主体的收入/投入比是2/1，另一个主体的收入/投入比是4/2，尽管二者收入和投入绝对量不同，但相对量一样，所以可以认为是公平的。然而，若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一个主体的收入/投入比是2/1，而另一个主体的收入/投入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