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丽思中国游记》中阿丽思形象中国化.docVIP

《阿丽思中国游记》中阿丽思形象中国化内容摘要：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中的阿丽思形象，显示出从作为成人视角“傀儡”的“小大人”，到象征中国“两样性格”的两个阿丽思的矛盾体的蜕变。作品的观察向度也呈现“向内转”的趋势,由中国社会的外部展现，转向对国民内部性格矛盾的思考，逐渐呈现自我对话的趋势。 关键词：沈从文；卡洛尔；阿丽思形象 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巧妙地借鉴了英国作家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故事框架。对于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主要在现代文学和儿童文学这两个范畴内来审视这两部作品。就前者而言，一种观点是从作家的创作背景和心态出发，指出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有成人视角，但卡洛尔的是强势心理，沈从文的则为弱势心理[1]。另一种则作出严格区分：《爱》为儿童视角，《阿》为成人视角[2]。本文认为，《阿》有从孩童视角向成人视角的转换过程，并转向自我的对话；作者的观察向度从中国社会外部的展现，一步步转向对国民性格内部矛盾的探讨。为论述之便，本文分别以“阿丽思”和“爱丽丝”指称沈从文和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女主人公。 一.从“他者”到成人视角的“傀儡” 阿丽思和爱丽丝在本质上，虽都是幼童，却有分别：一，爱丽丝和幻境中的人物，平等交流无障碍，对话中有意造成的讹误，源于作者的笔墨游戏；而阿丽思却是中国人眼中的上等人“小姐”，交流中处处受阻；二，爱丽丝虽是个闯入异世界的陌生人，但她漫游的地点是无所谓国别的幻想之境，参与感强，而阿丽思以参观的方式在中国游历，在活动中总是个“他者”，造成此行的目的和结果的悖反。 如阿丽思在听到百灵说“党同派”时，不明白是不是像在家中那样，姑妈与爸爸一个属于圣公会派，一个属于长老会派。她便学着鸟儿们的口舌，问灰鹳：“同在水上生活便分几多派，这种情形到这地方真算怪。”但灰鹳却赶紧提醒她：“小姐，这话随便讲不得，这里比不得是你外国。” 作者对阿丽思形象的此番设计，形成借“外”观“中”的观察向度，造成一种距离感、陌生感。并且，中国人也有阿丽思的困惑：“中国事情要中国人自己说来也不容易明白，阿丽思不懂解处自然更多……”由以“外”观“中”的陌生感起头，牵引出了作者在自我审视国民性格时的震惊和忧虑。这是作者借由阿丽思的形象，使作品的观察向度“向内转”的第一步。 《阿》的第二卷里，沈从文的感性直露，使孩童视角中事物的隐喻讽刺，变成了成人视角下的显性表达。 “阿丽思太年幼，免不了遇事奇怪。至于中国人，则虽比阿丽思还幼稚，已在先养成了一种不随便惊讶的镇定精神了。”就连阿丽思在看到苗人小女孩被卖为奴隶时，竟也觉得“把人不当人，来买卖，这倒不出奇”了。阿丽思到了乡下写给傩喜的信中，还以斗鸡来讽刺张作霖等军阀“在内战时还能好好保护外人，除用各样口号鼓励自己的手下中国人，打死其他伟人手下的中国人以外，很少对外人加以非礼的行为的”；阿丽思听到单调的水车声，心想“成天这样喊口号，喊到连自己也莫名其妙，不如哑了口倒省事多了”。 文章从孩童眼中的荒诞，观察向度逐渐转为成人式的成熟老练，在讽刺性的字里行间，发出对“人”的权利的拷问，针对旧社会习气和艰难时境，道出了中国民众愚忠于“义务”，却忘了争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的弊病[3]。这不仅仅反衬出军阀混战时期法律和公正的失落，中国部分社会传统习气的怪诞，更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当地民众生存状态的荒诞。 从“他者”到成人视角“傀儡”的转变，初步显示出阿丽思成为沈从文自我对话的外化的端倪。这是观察向度“向内转”的第二步。“我为了把文学当成一种个人抒写，不拘于主义，时代，与事物论理的东西，故在通常标准与规则外，写成了几本书。《阿丽思中国游记》，则尤其是我走我自己的道路一件证据。”[4] 二.两个阿丽思的矛盾：中国“两样性格”的观照 分裂开来的两个爱丽丝，处于一种相互安慰、鼓励的关系，不屈不挠的勇敢冒险精神充溢其间。爱丽丝仍持有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意识，两个爱丽丝是统一的。而沈从文似乎有意让两个阿丽思形成正反两方，促成一场争论，无论“她们”怎样客气地相互商量，但总是各执一端，“在精神上处处有相反的气质”： “总之前面是墙，后面是路，我们是走路，所以不要墙。” “然而在墙的另一面有另外一条新路，我们若是只图走现成路，那就不必走了。” “然而前面不一定是路。” “然而你这猜想也不一定准数。前面即或不是路，也许是一个比坦坦大路还好的地方。” “我同意你的向前主张，可是我请你记到危险以及失望。” “我也同意你的所谓危险，但……”[5] 一个阿丽思爱冒险、奔放、乐观，另一个则胆小、较为悲观。正如沈从文在第二卷序言里所说：“在我近来的病中，我把阿丽思又换了一种性格，却在一种论理颠倒的幻想中找到我创作的力量了。”虽然阿丽思对两个“自己”有言在先，“不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