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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对公司治理结构影响探究摘要： 本文使用上市公司2010年截面数据，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股权集中度、董事会构成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研究结论为继续深化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 公司治理结构；股权激励；影响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3-0128-03 0 引言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变迁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企业中最具有价值的资源，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掌握现代科技和管理知识，具有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更是决定着股东的价值和公司的命运。在股份制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管理下，经理人和股东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即股东委托经理人经营管理资产。由于信息不对称，股东和经理人追求的目标是不一致的，股东希望其持有的股权价值最大化，而经理人则希望自身效用最大化。为了使经理人关心股东利益，为此设计出来的股权激励机制受到越来越多企业家的青睐。 股权激励最早起源于美国，目前已得到普及性发展。近三十年来，西方国家经理人的薪酬结构，已经从以基本工资和年度奖金为主体的传统薪酬制度转变为以股票期权为主体的薪酬制度。中国从1999年底开始试行股权激励机制，高管层持股是目前国内股权激励机制的主要形式。当委托代理问题通过这种机制得到解决时，公司治理结构才会有效，公司价值才能优化，因此本文研究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1 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1.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Agrawal和Knober（1990）选取1987年福布斯500强中383家大企业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外部董事会比例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经营者股权对企业价值具有负向作用但不显著，经营者股权与外部董事比例之间互为负向关系（替代效应），但不具有显著性。Barnhart和Rosenstein（1991）以1990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321家企业的数据为样本，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工具变量法研究发现,经营者股权激励对外部董事比例产生区间效应，即二者存在U 型曲线关系,随着经营者股权激励程度的增加，外部董事比例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另外，外部董事比例对经营者股权激励不产生稳定的影响，随着模型设定的差异,外部董事比例对经营者股权激励的影响方向也在变化;外部董事比例对企业价值产生不稳定的区间效应,而企业价值对外部董事比例有显著的负向作用。Lasfer和Faccio（1999）采用英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以1996年～1997年为数据窗口,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经营者股权水平与董事会组成之间呈显著倒U型关系，其实质是经营者股权与董事会组成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Mak和Li（1997）以1995年新加坡147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采用OLS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发现，外部董事比例与企业价值互为负向关系，经营者股权与外部董事比例互为负向关系，经营者股权对外部董事比例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而外部董事比例对经营者股权的影响不显著。Ghosh和Sirmans（2000）采用1999年美国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表明，经营者股权与外部董事比例之间存在互为显著负向作用，外部董事比例与企业价值存在互为正向作用。 国内学者邵少敏（2004）以2001年和2002年浙江省50家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样本，研究表明总经理股权对独立董事的比例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牛建波（2009）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对总经理的长期股权激励程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向作用。李豫湘和甘霖（2004）实证检验各种公司治理的相关性,结论表明股权制衡、高管层持股比例与独立董事比例的负相关关系。王华和黄之骏（2006）首次从内生性视角研究中国上市公司企业经营者股权激励、董事会组成与企业价值的内生性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经营者股权激励与董事会组成存在互动关系，表现为经营者股权激励与独立董事比例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而经营者股权激励与非执行董事比例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其研究样本仅仅限于高科技企业。 总而言之，中国关于公司治理机制互动关系的研究呈现一种零散状态，学者众说纷纭,甚至有些解释和结论相互矛盾。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①侧重于验证治理机制有效性，即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价值或绩效的影响,前提假设是不同的治理机制在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上是相互独立运作，这种逻辑不仅忽视了各种治理机制之间的联合效应，而且与复杂的公司治理实践相偏离，因为公司运营依赖于一系列治理机制在控制代理问题上的有效性。②仅仅侧重于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的效果，而忽视了管理层对股东的制衡作用。本文侧重于研究股权激励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将主要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