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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舆论探究一座高峰
中国现代舆论探究一座高峰【摘 要】徐宝璜以“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而名垂史册,他的新闻学思想一直是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徐宝璜的舆论研究极少关注和发掘,有意无意埋没了许多宝贵的学术财富。本文试图运用历史的方法,在整体把握徐氏新闻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简要勾勒徐宝璜的舆论思想轮廓,尝试为我国舆论研究续上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关键一环。同时,徐宝璜的舆论思想在今天仍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徐宝璜 舆论研究 新闻本位
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徐宝璜(1894-1930)这个名字是和“新闻教育第一位的大师”、“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黄天鹏语)这样的称誉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理论专著《新闻学》①被蔡元培称为我国新闻界的“破天荒”之作。数十年来,徐宝璜的新闻学思想都是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可是,若论徐宝璜的舆论思想,专家学者关注的极少,相关研究更是寥若晨星。徐宝璜的舆论思想何以被人“淡忘”?笔者研究以为,这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学术价值不大,而是因为有三大因素制约:首先,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一直集中在《新闻学》上,而书中关于舆论问题的论述不成体系,同时对他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不深,因此对其舆论思想缺乏全面认识和正确评判;其次,关于徐宝璜舆论研究的文献资料长期奇缺,他的重要论文《舆论之研究》尘封于故纸堆中,直到近年才重新整理刊印②,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徐宝璜唯一一篇舆论学研究专文;再次,我国舆论研究的历史谱系长期没有系统梳理,从近代舆论思想到现代舆论研究,历史传承和思想流变脉络不清,湮灭了徐宝璜等人的思想光芒。笔者认为,只有从我国舆论研究的历史谱系入手,从整体上把握徐宝璜新闻理论的建构过程,才能更好地洞察他的舆论思想流变及其重要历史价值,为我国舆论研究续上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一环。
“新闻本位”原则下的舆论探究
民国初年,我国新闻界最大变化就是政党报纸的蜂起。但是,随着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北洋军阀对舆论的钳制变本加厉,对异己的报纸和报人残酷镇压,政党报纸面临“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必然命运。从世界范围来看,“政论纸”让位于“新闻纸”,已是大势所趋。民国时代著名记者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指出:“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指专司采访的记者——笔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③这正是徐宝璜研究舆论问题的时代背景。
“新闻本位”的原则在徐宝璜的新闻理论中得到全面体现。他在《新闻学》中提出,“新闻纸之职务”主要有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新闻纸者,最能常以关于各种问题之消息,供给社会者也。舆论之根据,实在其掌握中。”舆论之健全与否,与事实之正确及详细与否,有极大关系。徐宝璜将舆论研究的基点置于“新闻本位”之下,与梁启超等人从政治学视角阐述的舆论思想有了根本分野。正如陈力丹教授在《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中指出:“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④。而徐宝璜对于梁启超等人的理论突破,可视为中国新闻学研究从近代向现代的重要转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徐宝璜《新闻学》理论框架中,“新闻纸之职务”与舆论直接相关的还有两项,分别是“代表舆论”、“创造舆论”。从字面上看,这与梁启超等人的提法别无二致,但其内涵已截然不同。以“创造舆论”为例,这一概念虽然来自梁启超等人“制造舆论”的思想,但徐宝璜提出“创造之方法有三”:一为登载真正之新闻,以为阅者判断之根据;二为访问专家或要人,而发表其谈话;三为发表精确之社论,以唤起正常之舆论。这些都是新闻纸影响舆论的典型做法,与政党报纸的立言鼓吹有天壤之别。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此后徐宝璜对学术观点又有若干重要修正,体现在《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1927年发表于《新闻学刊》)、《新闻纸与社会之需要》(1929年发表于《报学杂志》)、《新闻事业之将来》(1929年发表于《报学杂志》)等论文中。至此,徐宝璜完全摆脱了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藩篱,真正步入了现代新闻学和舆论学研究的堂奥。
突出公共性的舆论内涵
重新发现《舆论之研究》,对于深入发掘徐宝璜舆论思想的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这篇论文最早发表在1920年10月《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7期上,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分别阐述了舆论之定义、舆论发达之要件、创造舆论之方法、舆论之能力。“舆论二字,常传诸人口,见诸报章,然鲜有考其意义者。璜因与新闻学研究会诸君,以此为议题而开二度之讨论。兹将所得之结果,分项叙述于下。”可见,这篇论文不仅代表了徐宝璜本人的研究成果,而且集中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同仁的集体智慧。
“舆论者,在社会上占多数之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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