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的转换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docVIP

　　“诗言志”的转换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 　　1992年，钱中文先生明确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问题。十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学界谈论的热点，有持肯定意见者，也有持否定意见者。我对于这个问题是持肯定意见的。1996年9月，笔者撰写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文，从宏观上谈了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认为，“所谓‘转’，就是‘通’，就是’，就是继承；所谓‘换’，就是‘变’，就是‘易’，就是创新。两者结合就‘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 历史 悠久，辉煌灿烂，就是不断转换的结果”［1］。也就是说，从 发展 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论不仅在现代有一个“转换”的问题，在古代也同样有一个“转换”的问题。本文从个案研究的角度，谈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命题“诗言志”的古代转换和现代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诗言志”的古代转换 　　 　　众所周知，“诗言志”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命题。它最早出现于《尚书·尧典》之中。其经典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最早记载它的《尚书》从春秋以来就成为经典，汉代以来又成为儒家经典；二是它是假借舜帝之金口说出的；三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和“借诗言志”的文化思潮。所以，“诗言志”就成为历代学人谈诗 论文 时所信奉的圭臬，屡屡被引用不绝。正是在这些引用活动中，“诗言志”被传承着、丰富着和发展着，一句话被转换着。 　　首先，谈“转”的方面。自从《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以来，就成为权威的诗学思想，不断被后世学人引用和传承。诸如，先秦的孔子、庄子和荀子，汉代的董仲舒、班固和郑玄，魏晋南北朝的挚虞、刘勰和萧统，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邵雍，明代的王守仁、李攀龙，清代的顾炎武、叶燮，近代的刘熙载、陈世宜等人，都在他们的诗学和文论著作中引用过“诗言志”。因此，“诗言志”就是通过这些人一代代“接力传承”下来的。在“传承”这一方面，他们只是引用，只是“照着说”，一般不做大的发挥。所以，“诗言志”才能被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 　　其次，谈“换”的方面。“诗言志”的传承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则是“换”即创新的一面。“诗言志”作为中国古代诗学和文论的经典命题，人们传承它，是为了更好地使用它，为各自的诗学批评和文论建设服务。人们在传承它的同时，也根据各自时代的诗学批评和文论建设的具体需要，结合各自时代的思想资源和个人的认识水平，大多会对“诗言志”作出重新阐释和理论发挥。如此，“诗言志”的理论内涵就在增值，就在丰富，就在拓展和深化。具体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于“诗”的重点阐释。诸如《礼记·乐记》说：“诗，言其志也。”贾谊《新书·道德说》说：“诗者，此之志者也。”王逸《楚辞章句·悲回风》注：“诗，志也。”许慎《说文·言部·诗》说：“诗，志也。”高诱《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注：“诗，志也。”孔颖达《尚书·尧典》疏：“诗是言志之书。”以上各家对于“诗言志”的阐释，其重点是“诗”。只有孔颖达所说的“诗”是狭义之诗，即特指《诗经》；其他各家所说的“诗”则是广义之诗，即文体之诗。这从《礼记·乐记》的那段文字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是将“诗”与“歌”、“舞”相提并论，很显然这是指文体之诗了。汉代学者用“言志”或者“志”为“诗”定义，可见是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汉代是一个儒家经典大行其道的经学时代，文字训诂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以上所举汉代各例，便明显带有汉代经学色彩。尽管它有忽视“言”的倾向，并有将“诗”与“志”二者等同之嫌；但是它强调文体之“诗”，并作出界定其概念的努力，却是难能可贵的。与前代相比，这是一个新的拓展。 　　二是对于“言”的重点阐释。这是从孔子开始的。二是对于“言”的重点阐释。这是从孔子开始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孔子的话说，“言以足志”，“不言，谁知其志？”杜预注云：“足，犹成也。”即“言”是成全、显示和表达“志”的。可见，“志”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内在的隐蔽的；只有用“言”表达出来才能为人所知。所以，孔子强调“言志”的重要性。在《论语》中，他多次要求其学生言志。近年发现的上博简《孔子诗论》也说“诗亡隐志”。多数专家将“亡”解释为“无”，而我认为应解释为“勿”才能说得通。“诗勿隐志”，反过来说，就是“诗应言志”。这与孔子重视“言志”的思想是一致的。《毛诗序》也突出强调“发言”和“形于言”。许慎《说文》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志发于言”今本《说文》无此四字，杨树达据《韵会》引《说文》补入，参见杨树达的《释诗》一文，转引自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的观点。清人吴淇将诗看作是“言之所之”即语言运动的产物。《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说：“志之所至，言亦至焉”，有什么样的“志”，就有什么样的“言”，也就会有什么样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