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二十世纪的长恨歌研究之二 讽谕主题说.docVIP

讽谕主题说出现得相当早，至迟在北宋时就已经出现了，但在封建社会对讽谕主题的揭示，由于诗话批评这种形式，由于古代诗评家的习惯，片言只语居多，印象式评点居多，而详尽的论述则比较缺乏。详细论证讽谕主题说的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文章，是1947年陈寅恪先生发表的《〈长恨歌〉笺证》[1]。1983年周天先生又出版其《〈长恨歌〉笺说稿》一书，对讽谕主题说作了更为详尽的补充论证，从而使此派观点气势更为恢宏、力量更为强大。如果在加上持相似主张的为数相当多的文章，可以说讽谕主题说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是诸派观点中力量最强的一派。陈先生一文发表时间虽早，却几乎全部囊括了持讽谕主题说者的主要观点与重要证据，甚至其研究方法也为此派大多数后来学者所效法。因此之故，我们在叙述此派观点时就为了行文的方便，主要就陈先生一文的内容和方法简要叙说。陈先生一文的主要观点及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继承传统的学术研究思路，坚持“以史证诗”的研究方向。针对《长恨歌》取材于以唐朝“安史之乱”为历史背景的真人真事，陈先生逞其史学家之专长，从正史、野史及笔记小说等典籍中较为详细地钩稽了有关李、杨故事的资料，为《长恨歌》作了较为细致的笺证。在历史上，唐玄宗天宝年间迷恋杨贵妃，宠信诸杨，逐贬贤臣，沈湎享乐，使国事日非，并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玄宗仓皇出逃，造成了杨贵妃的马嵬惨死和唐玄宗晚年的孤独凄凉。《长恨歌》把历史的经验教训用动人的诗歌形式写了出来，告诫后人尤其是封建皇帝应以此为戒，避免重蹈覆辙。 第二、强调《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不可分割，以《长恨歌传》之“创作缘起”对白居易写作意图的推测左证《长恨歌》具有讽谕意义。陈先生根据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载“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一段话，断定《长恨歌》与《长恨歌传》“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又说：《长恨歌》“本身无真正收结，无作诗缘起，实不能脱离传文而独立”。因此，其“真正收结”与“作诗缘起”即我们今日所谓主题思想者，“乃见于陈氏传文中”。陈先生认为通行本的《长恨歌传》可能“经乐天所删易”，而删易的地方主要在“创作缘起”部分。那么，《长恨歌传》“创作缘起”部分对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之意图的推测：“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也就可以说是白居易对李、杨故事的看法，即《长恨歌》的主题。既如此，《长恨歌》之主题不是讽谕又是什么呢？ 第三、联系白居易新乐府《李夫人》、《胡旋女》、《上阳人》等与《长恨歌》有关篇章，证明白氏在新乐府诗中对李、杨情事是持批判讽刺态度的，他在《长恨歌》中对李、杨情事也应该且必然持讽谕态度。《长恨歌》问世于元和元年冬十二月，白氏新乐府大多写于此后不甚久的一段时间，因此陈先生认为白氏写《长恨歌》时与写新乐府时的思想大体上是一致的，白氏在新乐府中对李、杨情事的态度应该与《长恨歌》的主题大体相同。白氏在上述三首新乐府诗题下分别自注云：“鉴嬖惑也”、“戒近习也”、“愍怨旷也”，对李、杨均持批评谴责的口吻。为节省笔墨，今仅以与《长恨歌》关系最密切、陈先生也特别看重的《李夫人》一诗为例加以说明。陈先生认为，《李夫人》乃“取《长恨歌》及《传》改缩写成者也”，又“融合《长恨歌》及《传》为一体，俾史才、诗笔、议论俱汇集于一诗之中”，“实可以《长恨歌》著者自撰之笺注视之也”。陈先生还强调指出，“乐天之《长恨歌》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宗明义之句，其新乐府此篇，则以‘不如不遇倾城色’为卒章显志之言。其旨意实相符同，此亦甚可注意者也。故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既如此，《李夫人》等诗的讽谕主题昭然若揭，《长恨歌》之主题如何可能别有所指？ 第四，创作是理论指导下的创作，作家对文学创作的看法及对此前诗歌的评价影响着他的创作，因此，陈先生主张结合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主张来探讨《长恨歌》之主题。《长恨歌》写于元和元年，其时白居易初入仕途，急欲“兼善天下”，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以干预时政、补苴隙漏为指导的讽谕诗创作方兴未艾。为了更好地发挥讽谕诗的“惩劝善恶”、“补察得失”[2]的社会功能，他甚至明确提出“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3]的激进主张。这就是说，元和初年，白居易非常重视诗歌的讽谕惩劝功能。既然白居易在元和初主张诗歌应该有讽谕惩劝功能，他创作的相当多的诗歌尤其是涉及李、杨的诗歌，大都侧重于讽谕，那么，他在《长恨歌》中寄寓讽谕之意就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事情，而如果他于李、杨故事中另求他意，则让人纔有些难以理解。 方法的失误往往导致学术研究的误操作，讽谕主题说的主要不足大约正在这里。我以为史是史，诗是诗，虽然二者在古代有时不易截然划清界限，有些诗歌确实能补历史之缺失，但二者又毕竟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两种东西，一追求真，一追求美，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