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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先生制摘要：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提出的普及教育方式，指人人都要将自己认识的字和学到的文化随时随地教给别人，而儿童是这一传授过程的主要承担者。小先生制的提出与当时师资奇缺、经费匮乏、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女子教育困难的教育现状有关；这一教育方式在全国推广后，反响褒贬不一，陶行知及其支持者极力提出解决的方案措施完善小先生制，乃至与反对者展开一系列针对小先生制是否适用于普及教育的论战。而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小先生逐步实现了由普及教育工具向动员群众工具的转型。 关键词：小先生制；陶行知；普及教育；动员群众；论战 一、小先生制提出的背景 小先生制是顺应当时普及教育的需求而提出的。在30年代初，“据教育部统计，中国有一千万失学儿童”[1]（P.3）， 在陶行知看来，儿童受教育的主要阻碍是普及教育的方法不妥善。的确，在当时普及教育面临着许多困境。其一，当时的地方小学要收学费，“一般拿不出学费的小孩子就只能被排出于学校之外。”[2]（P.111）这使一些家境贫寒的儿童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其二，知识私有化现象严重，即陶行知所说的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守知奴”，师范学校毕业的“大先生”一方面数量较少，另一方面把自己的知识作为私有财产；地方学校则“把知识作为秘方传授，教学生不要再去传给别人”[2]（P.111）。再者，那些穷苦的孩子“在家中都有经常性的工作，如放牛、抱弟妹、烧火……”[2]（P.111）如果强迫他们上学，无疑会加重他们家人的负担。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陶行知在经过思索试验后，提出“如果能将小先生的办法尽量推行，不出两年，即可使教育普及。”[2]（P.7）陶行知还对小先生制的实行做了一些展望，把小先生的授课对象由儿童扩大到所有未受教育的人，他在汉口市立第三小学的演讲中说：“要创造新的中华民国，就非要重用小先生不可。”[3]（P.214）吴振宗借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来比喻中国普及教育的情形——“好像既无巧妇又无米，只好尤拙妇造些菜饭了”[4](P.21)。小先生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应运而生的。 1933年，陶行知在南通等地宣传小先生教育。1934年，山海工学团举行了小先生普及教育队授旗典礼及宣誓，宣告小先生制正式问世。尽管小先生制30年代才出世，而陶行知自言“它的怀胎，却在十数年以前”[5]（P.631）。善于观察的陶行知不止一次地发现小孩子做先生的例证。南京佘儿岗农民自办的农村小学，校长、教师都由小孩子自己担任，称之为儿童自动学校。陶行知写诗称赞他们：“有个学校真奇怪，小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自如。”[6]（P.12）另外，30年代初的两件事情也十分有说服力。一是1933年的新安旅行团活动。 “他们没有教师领导，也没有父母照应，只是运用团体的力量制裁个人的行动。”[6]（P.12）这些学生靠演讲旅行，作抗日宣传。陶行知得知后逢人就说：“在这些小孩子的铁证之下，时代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瞧不起穷光蛋和小孩子的时代，那已永远成为过去；一个是新时代，穷光蛋和小孩子有不可抵估的力量。”[7]（P.177）他特意写诗称赞：“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7]（P.177）另一件事是山海工学团时年13岁的张建派去接待反战同盟代表团的马莱，他成功驳斥了马莱关于英国是支持中国抗日的论点，又列举了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协助当局捕杀爱国人士的事实，使马莱哑口无言。[3]（P.226）这些实证都使陶行知更加坚信了小孩不仅可以教小孩，而且可以教大人，小先生制在中国有推行的可能性。 二、小先生制的推广与反响 小先生制自1934年初正式问世以来，“各地乃风起云涌的把这制度相继试行。于是我是小先生，变做小先生”的呼声，差不多充满了全中国。”[8]（P.25）对于小先生制的推行情况，陶行知在1935年1月总结说“在这十一个月当中，他已经进攻进了二十三省市。如晓庄之佘儿岗，无锡之河口，山东之邹平，河北之南开，山西之舜帝庙，广东之百侯都已经有了成效。”[6]（P.13）除了在国统区外，小先生制在当时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也受到推崇。[9] 小先生制在全国推广的同时，其反响也褒贬不一。在一些地方小先生制获得了认同。例如福州的小柳民众学校，采用小先生制，“程度较高之学生刘文炳等十五人，利用工作时间，扩布于一般乡人，使无形之中，教育普及全乡，实行以来，成效颇大”[10]（P.81）在小先生自己眼中，做小先生也有几个好处，一个学生在作文中写到“我如果能找一个学生教一教，便可以把我所学到的讲给他听。有时候讲不出来，我就要去问我的老师和家长。当老师和家长告诉我的时候，我便会把知识深深的印在脑海里”[11]（P.1357）还有学生认为：“全国几百万就学的儿童，人人都教出一两个识字的人，如果全国国民都能识字，中国岂不就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