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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口译之译员角色刍议[摘要]口译员是实现跨语言交流不可或缺的媒介。在口译活动中，译员常被赋予“传话筒”的形象，这一印象多是基于会议口译得出的。而社区口译作为一种“对话口译”，其工作场合、工作环境与会议口译迥然不同，译员承受的心理压力和面对的健康威胁也大不一样。译员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传送者，更是交流的积极参与者。译员在社区口译活动中发挥了能动的传播“媒介”的作用，既是语言翻译者，又是文化调解者和交流操控者。 [关键词]社区口译；译员角色；媒介 口译是在人们跨文化、跨语言的交往活动中，为消除语言障碍，由能运用交流各方所使用的语言的人，采取口语表达方式，将一种语言所表述的思想内容以别种语言做出转述的即时翻译过程（张文、韩常慧，2006：11）。也就是说，口译作为语际间的“解释”行为，是一种即时性的特定翻译形式。在历史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因为某种目的或需求而开始交往时，口译活动便产生并发展起来了。因社会发展的需要，口译员在社会交际环境中创立了自己的一套系统工作方法，口译也逐渐成为一种职业化的双语言语交际工作。口译可根据其形式、内容、交际环境、或场合以及传译方向来进行分类。按照其发生的场合，口译可分为会议口译(Conference Interpreting)和社区口译(Community Interpreting or Community-based Interpreting)。社区口译又被称作公共服务口译(Public Service Interpreting)或文化口译(Cultural Interpreting)等(Pchhacker, 2004:15)。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融合，跨语言交际者不仅在商业、外交、政治、科学领域的交往有所增加，在法律、医疗卫生、移民和其他公营服务部门的沟通也愈加频繁，交际问题因此越来越受到公共服务机构的重视，社区口译的社会功能及译员“媒介”和文化“桥梁”的重要作用随之突显。 一、社区口译的产生背景及范畴 早在16世纪，西班牙皇室就曾立法规范联络殖民官和当地居民的口译员的行为（Bowen, 1995: 245-273）。也就是说，自那时起社区口译便已初露端倪。20世纪60年代，瑞典、澳大利亚等国面对大量的迁入移民，政府要求为这一群体提供口译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在移入国遇到的困难。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社区口译的需求愈发迫切，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社区口译服务逐渐发展起来。服务于政府公营部门的社区口译主要在法律、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为那些不能熟练掌握迁入国家语言的移民提供帮助，有时其服务领域也拓展至为听障人士提供的手语翻译。 二、社区口译的特征及工作环境 与会议口译相比，社区口译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与会议口译通常采取的“单方向口译”作法不同，一般情况下，社区口译是“双方向口译”，译员需要在讲话人之间进行双方向翻译，是一种典型的“对话口译”。 第二，会议口译的工作场合通常相当正式，译员独立或与合作者在同传间内完成口译任务，与讲话人和译语受众无需面对面交流；而社区口译工作场合既可能较正式，也有比较日常的情况，译员不再是“隐形”的，而是从幕后走到台前，直接充当跨语言跨文化交流者之间的沟通桥梁。相对于传统会议口译员的“传话筒”形象，社区口译员在话语控制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 第三，社区口译员会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与健康威胁。如在课堂上，口译员通常需翻译的内容专业性强且篇幅较长，身心会承受巨大压力；在医疗场合，会面临传染病威胁；协助警务办案过程中，会面对安全威胁等。 在工作环境方面，社区口译亦与会议口译迥然相异。社区口译的雇佣方一般是法庭、医院、警察局、移民局等公共服务部门。其工作场景一般为医疗预约及诊断活动、法律进程、课堂教学及指导活动、新闻采访、现场报道、民间贸易谈判及协商等。在中国，因目前社区口译尚未能作为一个职业得到认可，当这些部门对双语交际有需求时，多是临时雇佣能同时使用两种语言的人充当社区口译员的角色。译员的地位、报酬、口译标准及其职业道德缺乏规定，亟待完善以促进其发展。 三、社区口译中的译员角色 历史上，口译工作都是由掌握双语的人士来承担，译员的角色因此与信使、向导、谈判者这些中介人紧密相关。20世纪后，随着口译职业化的发展，译员这一职业终于得以确立。职业化的角色规范了口译行为，使正确、完整并忠实地转达原语信息成为译员的职业道德。但这一定位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对译员角色理解的偏差，认为译员是具有双语能力的跨语言信息传送者，甚至用“传话筒”来比喻口译工作者。这一印象多是基于人们对会议口译的研究得出的。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口译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社区口译愈发引起人们关注之后，人们开始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