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哲伦《蝴蝶君》中二元对立解构.docVIP

论黄哲伦《蝴蝶君》中二元对立解构摘 要：二元对立在西方传统哲学概念中由来已久，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目的在于消解这种对立。黄哲伦的《蝴蝶君》通过对《蝴蝶夫人》的颠覆性重塑，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东西方与男女间的二元对立机制，打破了文化霸权统治下的西方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关键词：二元对立；《蝴蝶君》；解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4-0011-01 《蝴蝶君》(M. Butterfly)是由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于1988年推出的，该剧从一问世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并获得了美国戏剧界最高奖—托尼奖( Tony Reward)。因为此剧，黄哲伦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 《蝴蝶夫人》是意大利的一部具有东方色彩的歌剧。此剧讲述了痴情的东方女子毫无怨言地爱着薄情的白人男子，并最终为他牺牲自己自杀身亡的故事。因为该剧的成功，东方女子顺从，卑下，软弱的的固定模式在文学史上根深蒂固。华裔剧作家黄哲伦一直以来都试图创作一部打破此剧中传统东西方和男女关系的作品，《蝴蝶君》正是作者基于此意向而完成的。剧中作者颠覆了西方主宰东方，男人支配女人的模式，将东西方关系和男女关系进行了毁灭性的颠倒，打破了文化霸权统治下的西方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指出，解构的对象就是被称作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逻各斯主义之所以长期处于中心地位是依赖于等级制的二元对立:即内容/形式、西方/东方、男人/女人等等。在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中，对二元对立论的批判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很多批评家指出，对于很多理念，如男性/女性，文明/野蛮，白种人/有色人种的二分，直接赤裸裸地为所谓西方白种“文明人”的霸权和政治优越提供了借口。二元对立在西方传统哲学概念中由来已久，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目的在于消解这种对立，指出二元对立中的后者，也就是受支配的、处于边缘地位的一方也可以影响处于中心的一方，从而从理论上倡导一种多元主义的倾向。 《蝴蝶夫人》中西方是男性化的，理智的代表，东方则是女性化，感性的。东西方关系一如男女关系：男人有权力支配女人，女人理所应当顺从服务于男人。西方/东方，男人/女人的对立中后者处于绝对的弱势。黄哲伦创作该剧的意图也充分体现在最后的结局中，全球化时代，世界逐渐趋于多元化，东西双方不应该处于对抗状态，双方应该在求同存异中合作交流，坦诚相待，抛弃一方为中心的“逻各斯主义”，这对当今世界具有启示意义。 在对东西方关系的解构中，黄哲伦巧妙地背景设置在了国际政治环境相对复杂的六十年代—全球大动荡的时代。六十年代是政治骚动的年代，各国相继爆发危机，美国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高涨，因为越南战争引起的“反战”思潮弥漫着美国整个国家，法国爆发“五月风暴”西方社会危机重重。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在这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中一切不可思议都成为可能。《蝴蝶君》看似荒诞的剧情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复杂离奇的社会背景中，正如《蝴蝶君》中伽利玛对其他囚犯所说的“我们都是我们所在的时代和地域的囚犯”。 剧中黄哲伦不仅对东西方关系的传统模式进行解构，打破了二元对立机制，体现了与西方中心主义相对立的“他者”声音，而且也从性别角度对男女关系进行解构。《蝴蝶君》中“蝴蝶”本是女性的代表，现在却被作者变为“君”。给人一种神秘而又模糊的感觉，从性别上给读者创造了一种暧昧的基调。《蝴蝶君》中的“女”主角宋丽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明明是个男子，却要装扮成女人与法国外交官恋爱，以此获得情报从事间谍活动。如果纯粹是为了获得情报，男扮女装又何须与法国外交官保持二十年的暧昧关系？究其原因，这也与作者黄哲伦本身的双重文化身份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有一定联系。《蝴蝶君》中的宋丽伶本身就是对东方/西方的颠覆，对男人/女人性别的消融。作为东方代表的东方男人在剧中成为“隐形人”，东方女人代替男人打败了西方霸权者，从另外一个角度“阉割”了东方男人。宋丽伶在最后接受审判时这样说“作为一个东方人，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男人”，这句话一语道破了被“阉割”的东方男子的心声，体现着东方男子对东方主义下西方强权的强烈抗议。审判过后，宋丽伶曾对伽利玛说过：“随着你爱情的逐渐幻灭，我想，你变更像个女人了。”宋丽伶在此想表达的意思显然是说伽利玛男性气质已经不再存在，变得像女人一样甚至不如女人强大。 作为一名在夹缝中生存的华裔作家，黄哲伦同其他“两栖人”一样在知识、权利不平等的语境与文化霸权阴影下奋力挣扎。面对两种文化他们试图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希望以一种平等的态势寻求两者间的平衡与和谐，但是他们是不可能完全抛弃西方传统的文化思想模式。完全消融东西方的两级对峙，打破二元对立机制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华裔作家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