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考察明清时期黔西北地区的土司制度以及改土归流后的社会.doc

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开题报告 这是我读博士一年级时写的开题报告，这个报告的学术史部分大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 题 目：彝威与汉威——明清黔西北的土司制度与则溪制度 报告人：温春来 导 师： 陈春声教授、刘志伟教授 目 录： 一、问题与学术史 二、基本思路 三、材料、方法与计划 四、论文章节目录 五、参考书目 一、问题与学术史 本研究拟综合考察明清时期黔西北区域的土司制度、则溪制度、卫所制度及其兴衰，揭示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一个具有自己的文字、礼仪以及政治法律传统的非汉族社会中推行与表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本被视为“化外”、“异域”的黔西北地区逐渐变成了官员、士大夫眼们中的“化内”、“新疆”），以此回应传统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化内”、“化外”、“向化”、“非中国”、“内地”等词汇频频出现。这些词汇蕴涵着传统中国独特的“疆域”、“版图”观念与族类观念，并折射出有关中央王朝与周边族类的关系、“大一统”中国形成历程以及区域社会建构等方面的内容。检阅文献可以发现，尽管“化内”、“化外”等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呈现出种种不确定性，但其背后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言而喻的标准。“化内”和“化外”的界线，与接受王朝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程度有关，“化内”指的是在王朝的“王化”、“德化”和“教化”之内，而“化外”则常常意味着尚在王朝礼法制度直接影响的范围之外。一般来说，“化外之民”通常对朝廷没有纳赋服役的责任，相应地，也很少有人通过接受儒学教育和参加科举考试，而在王朝体系下的社会等级结构中获得上升。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向化”的过程，可视为王朝在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推行自己的典章制度，并使具有儒学“正统性”的意识形态得以表达的历史。让化外之地行内地之治，受内地之教，是王朝文治武功的重要标志，是历代皇帝和士大夫们孜孜以求的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之一。 帝制崩溃后，这种化外——化内、蛮荒——内地的思想模式，对民国时期的官员和学者们仍有一定影响，他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继续沿用士大夫们的词语、观念及见解，在土司制度研究中也是如此。 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关于土司制度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背景之一是民族学在中国逐步兴起。加之内忧外患，时局艰危，开发边疆、改进边政等问题吸引了许多学者们的目光。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土司世代相传，世享其土，世有其民，是一种封建制度，应予以废除或削弱，要健全政府在边疆的组织并加强职能，使边疆趋向“内域化”。凌纯声指出：“土司制度之在今日，论者难免有封建残余之讥，然中国对于国内各宗族，向以‘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为我国传统之边政政策，且我中华民族之成长，先以汉族为大宗，其它宗支逐渐加入，多由部落而羁縻，羁縻而土司，土司而内附，内附而完全涵化。……但近数十年来，中国内政日有进步，对于边政亦当秉‘不教弃之’之古训，不能听其长期停滞于封建部落之阶段而故步自封。亟应予以提携，促边政之改进，使能与内政并驾齐驱，完成中国政治的整个现代化。”有的学者视改土归流为“内地”化运动，佘贻泽称：“永乐八年（公元1410）思州、思南两宣慰使为乱，平定之，乃改为思州、思南、镇远、铜仁、石阡、乌罗、新化、黎平八府，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司，是为贵州成为内地之始。” 抱着使边政与内政看齐并进的关怀，许多学者希望从古代治边策略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他们关注历代王朝的土司政策沿革，呈现出重视制度史研究的取向，其有关成果，是考察南方族类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基础。1936年，佘贻泽发表了《明代之土司制度》、《清代之土司制度》等论文，1947年又写成《中国土司制度》一书，该书系土司研究的首部专著，考察了土司制度的起源、明清两代土司的世系、辖地、属民、朝贡、改土归流、现存土司的状况、各省对土司的态度等，并总结了明清两代土司政策的利弊得失，最后提出建议，呼吁从交通与移民入手解决土司问题。作者的研究涵盖全国土司，在厘清制度的内容及其沿革方面，堪称当时的代表之作。但作者对文献的了解不足，以致该书存有较多的舛讹与片面之处。凌纯声的研究亦侧重于制度层面，如土司起源、土官品衔、袭职情况等，并已经注意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 1949年以后，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模式成为中国大陆土司研究中主流的分析架构，对土司社会的性质、经济基础、阶级分化等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不过，重视制度史研究的传统仍有影响，1958年，江应樑出版《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司与土官》一书，在辨析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作者考察了土官与土司的差异、来历、族系、贡赋情况与羁縻制的特征以及明代在云南设置大量土职的原因等，描述了土官和土司的分布区域及其疆界的变动情况，最后对滇省土官、土司进行全面统计，列举了各种品衔的三百多